“教授原来是草包”——忆冒效鲁

我是1962年秋才有幸结识冒效鲁的。一年前，我在举世闻名的清河农场劳改，饿得奄奄一息，终于获准保外就医，到安徽大学家中，由妻子抚养，她已在三年前从北京下放到安大外语系当英语打字员。第二年3月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所做的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我也沾光，1962年9月起，受雇在安大外语系当临时工，教高年级英语，并参加该系“统战对象”的政治学习。“对象”10余人，包括英、俄语教授和老讲师，大都是1958年从上海调来支援新建的安大的。冒效鲁是从复旦大学调来的，任俄语副教授。我头上戴着极右分子和劳动教养分子两道紧箍咒，学习时除了检讨不离口，连口大气儿也不敢出。而冒先生哩，谈笑风生，放言无忌，与我的寒伧相真有天壤之别。

傅雷与冒效鲁二三事

2005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六十周年，翻译家傅雷先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缅怀故人。使我想起了傅雷与家父冒效鲁的交往片断。1976年一天，我陪父亲在上海看望画家唐云先生后，经过江苏路傅雷故居，面对灰白的墙壁上血红的残阳斑点，衬托出黄昏暗淡的色调，徘徊久之。父亲忽然感觉一丝凉意掠过心头，惘惘凄恻之情油然而生，往事如烟，飓空而降。晚上父亲向我诉说起这位直谅多闻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