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寸进尺”还是“适可而止”: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

对于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已有研究存矛盾之处,有研究认为冒犯者得到宽恕后会再次伤害被冒犯者,但也有研究认为会停止对对方的伤害。本研究通过囚徒困境范式研究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结果显示:(1)当对方是熟悉的人时,冒犯者在得到宽恕后更倾向于不再伤害对方;(2)当存在报复的可能性时,无论得到宽恕与否,冒犯者都不倾向于再次伤害对方;(3)当冒犯者是被迫伤害被冒犯者时,无论得到宽恕与否,其都不倾向于再次伤害对方。总体而言,冒犯者在得到宽恕后更倾向于不再伤害对方。该结果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以往研究的矛盾之处,并对人际互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访谈的研究

为探讨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利用编制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8名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得到宽恕与否并不能直接决定冒犯者之后的行为,其行为的变化受到双方关系、人格特质、报复的可能性以及伤害的意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发现对后续的相关研究和人际互动的实践均具有一定的启示。

冒犯话语研究综述及展望

从冒犯概念、研究视角、研究语料、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五个方面回顾国内外学者对冒犯话语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冒犯话语研究的特点可归纳总结为“五性”,即冒犯概念的模糊性、研究视角的多元性、研究语料的广泛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基于冒犯话语研究的“五性”,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五点展望:拓宽研究视角、扩大研究语料、扩展研究内容、界定研究对象并构建研究体系,以期对冒犯话语进行更多本土化的创新研究,尝试为冒犯话语的理论建构添砖加瓦。

浅谈新闻采访中的冒犯与失礼问题——以一系列女性运动员采访为例

2021年8月1日,奥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以20.58米的成绩,打破女子铅球的世界纪录,成为了东京奥运会的女子铅球冠军。然而这位优秀的运动员刚走下赛场,却遭遇了一次尴尬的采访。由于巩立姣壮硕的身材和男性化的长相与现代大众以为“美”的女性大相径庭,记者以“女汉子”为切口,大部分提问都显露出对这类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今,为了节目效果,此类采访报道层出不穷,记者用看似“幽默”的语言向被采访者提问,实则可能会引起被采访者与观众的不适。本文旨在分析采访中的冒犯与失礼问题,并探寻如何避免此类问题、做好对新闻人物的采访,让媒介伦理成为新闻工作者的规范力量。

领导冒犯动机归因对员工“宽-容”选择的影响: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视角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认知→情绪→态度与行为”框架,探究当领导冒犯这一情感事件触发后,下属对领导冒犯的动机归因是如何通过影响情绪,进而作用于其“宽-容”选择的。根据201名员工提供的领导冒犯关键事件回顾,调研结果显示:当领导冒犯被归因为提高绩效动机时,员工更易达成宽容;而当被归因为个人伤害动机时,员工宽容则难以达成;在其间,消极情绪具有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汉语冒犯性言语行为分析

本文对言语冒犯和冒犯性言语行为进行了界定,对汉语冒犯性言语行为的构成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揭示了冒犯程度和言语行为类型的关系,并探究了汉语冒犯性言语行为的话语结构,揭示了其会话进程,即通过相邻对了解了冒犯性言语行为的发生情况,从听话人的回应当中发掘了冒犯实施的证据,通过其后继发展,研究了该言语行为的发展进程和终结过程;文章还从和谐社交关系的管理角度,解释了汉语冒犯性言语行为发生的原因。

国内冒犯称谓语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国内对冒犯称谓语的研究日趋成熟,表现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研究内容的微观化和语料的日益丰富。目前,在冒犯称谓语的界定与分类、功能和功能的实现方式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但在其话轮进展、心理分析、语言结构和教学对待等课题的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

日语冒犯性言语的构建及语用探析——以电视剧《Legal High》为例

日语中关于敬语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而由于语义的特殊性,冒犯性言语的研究却少有人问津。本文对日语冒犯性言语进行界定,从语言单位层次的视角考察日语冒犯性言语的构成形式,并从实现方式及语用功能角度对日本影视作品《Legal High》中出现的冒犯性言语进行分析,以探究日语冒犯性言语的使用特点。

有意冒犯性言语的会话含义分析

有意冒犯性言语是一种不礼貌的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有其特定的交际意图并产生语用效果。本文运用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分析违反合作原则各种准则的情况下产生的有意冒犯性言语的多种会话含义。同时,提出针对有意冒犯性言语的两种回应策略:冲突回应和让步回应。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事冒犯

《十八岁出门远行》最初发表在1987年第1期《北京文学》上。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学语文教育理念几度嬗变，人们终于在文学教育领域接纳了这个颇具先锋色彩的小说。人教版课标本高中《语文》必修3把《十八岁出门远行》放在第一单元，与《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等传统小说并列，显示了文学教育的包容胸怀。

社会互动视角下领导冒犯及其化解之策

领导冒犯是站在下属的角度,强调由下属感知到的来自上级的负性行为。从社会互动视角看,领导冒犯是以领导与下属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以中介符号为传播媒介的,沿着“认知—情绪—行动”结构展开的交互性的演变过程。领导化解下属方领导冒犯感知,实现领导、下属、组织的三方共赢,要在认知层面消除负面认知与误解,扩大共同认知;在情绪层面表达与释放消极情绪,激发积极情绪;在行动层面慎选互动符号与方式,加强合作行动。

也说“冒犯式采访”

仅仅是遵守法则的采访,就得到了网友这么高的赞誉,说明了什么?《定义》是芒果TV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衍生品,5月8日首播,已上线了包括宁静、杜华、王丽坤、伊能静等在内的多期节目。其嘉宾主持人、采访者易立竞的采访打破了万茜"人淡如菊"的人设、对宁静发出了"几线、过气、自我安慰"的三连问,引发了对伊能静的"群嘲",被称为"冒犯式采访"。

领导干部如何应对下属的冒犯

古今中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集体,所有的单位或者部门都有自己的层级关系,这其中有领导与下属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单位或者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发展要依靠层级中的所有人,只有领导者与下属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朝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才能成为好的集体。

应对下级冒犯的策略

古语云．“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这句话的意思是，下级没有领导者的组织管理，就无法协作谋生；领导者没有下级的支持，就无法管理事务。这揭示出领导者与下级既能够和谐相处，实现“双赢”，有时也会爆发冲突。下级冒犯领导者的原因有多种，如有的下级拼命苦干、加班加点，但是在利益分配上却总是吃亏，提拔上也总是慢一拍．时间长了，心里肯定会不痛快，故意找机会向领导者表示自己的不满而冒犯领导；

冒犯性话语的和谐取向语用探析——以电视剧《心术》为例

冒犯性话语在日常会话中普遍存在且相当复杂,以其语用效应为标准,可划分为和谐——挑战取向和和谐——维护取向两大类,其中和谐——维护取向的冒犯性话语更是非常具有特殊性的一类言语行为,有别于和谐——挑战取向的冒犯性话语。隐含和谐取向的冒犯性话语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为不礼貌的语言策略,可能会威胁到听话者的面子。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类冒犯性话语呈现出双重性及言语的攻击性等语用特征,在语言形式上多体现为批评、威胁、取笑等言语行为,而其语用效应则是维护、提升交际主体之间人际关系的正面效应。

冒犯称谓语的语用分析

冒犯称谓语广泛地存在于日常交往中,以表达交际者的愤怒、怨恨、指责等不同情感和态度。冒犯称谓语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交际的不和谐,然而它与礼貌言语并非完全对立。作者探索冒犯称谓语的实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动态语境中冒犯称谓语的语用功能和语用效果。

中国情境下领导冒犯的多元感知及其趋避机制

在当今中国情境下,员工对于领导冒犯感知更加敏感,但应对方式趋于内隐化。本研究采用关键事件法和内容分析法,围绕员工回溯提供的180个领导冒犯事件,探究了领导冒犯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对员工近远端趋避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中国职场中员工感知认定的领导冒犯可扩展为九种形式,从属于目标妨碍、规则违背、地位及权益贬损三大原有冒犯类型;它们经由不同趋避指向性的消极情绪驱动被冒犯方下属产生近远端趋避型行为,其中“专业能力贬损→远离性情绪→远端回避型行为”是触发频率最高与关系联结最强的路径,“组织自尊贬损→攻击性情绪→近端趋近型行为”路径次之;三大类型领导冒犯事件所引发的下属应对行为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

不可冒犯的秘书——韦澳

韦澳是唐宪宗朝宰相韦贯之的儿子。自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入唐宣宗朝，韦澳先后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和翰林学士承旨，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七年。在这七年里，唐宣宗发现，韦澳不仅为人正直，而且很有工作能力，于是于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五月特意起用他为京兆尹（京兆尹即古代京师的地方长官）治理京畿地区，以期清除积弊。

导游服务过程中的言语冒犯及其形成机制

尽管导游服务过程中合作和礼貌在言语交际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在导游与游客的实际交际中还是存在言语上的冲突和冒犯。导游会有意无意地以言语为手段,客观上引起游客的不快或对游客心理上的伤害,从而使对方在交际中处于不利地位。研究探讨了言语冒犯的形成机制,发现其产生根源包括两个方面,即言语本身和社会心理。

美国冒犯性商标注册审查标准的变化及其启示——从涉新冠疫情商标申请谈起

《美国兰哈姆法》第2条a款和我国《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在国际公约义务和惯例、立法目的、条文开放性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商标注册层面的表达自由和遵循公序良俗边界的认定上差异巨大。表达自由不应逾越遵循公序良俗的国际惯例和国内司法习惯,美国式的完全放开商标注册层面的表达自由不符合我国传统价值观下公众的合理预期。我国在适用"不良影响"条款时需要把握表达自由与遵循公序良俗二者的界限,避免过宽适用"不良影响"条款而吞噬表达自由的空间,应以本土性价值判断克制条款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