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襄文人雅集对家乐戏曲的影响

冒襄归隐如皋后,频繁举行文人雅集活动,冒氏家乐表演是文人雅集中的常见节目。文人对家乐的评点有利于加深对戏曲寓意的理解,并促进其传播,也有利于伶人技艺的提高及影响力的扩大,文人品味对戏曲的审美倾向也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冒襄借曲归隐考辨

身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曾是晚明文坛上的风云人物。明清鼎革之后,他隐居水绘园,以观剧听曲自娱,有人认为这是他寄托故国哀思的一种途径,是图谋恢复的一种手段,本文认为这是冒襄归隐的一种方式,他选择隐于曲,仅仅是出于对戏曲的迷恋,无关乎怀国复仇之宏旨。

李渔与冒襄

李渔与冒襄于同年出生于如皋城,两人都有多方面的文艺修养和丰富多彩的爱情生活,而两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有很大差别,李渔的人生道路带有商业色彩,而冒襄的活动具有政治性质,是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人,李渔的文化成就高于冒襄。李、冒有不少共同的友人,但一生未有交游,这与二者的出身、际遇、性格不同有关。

以茶为媒:文人冒襄与茶人的交往

茶之始为饮,就结下了茶人与文人的不解之缘。文人以茶雅志、以茶立德的节操,无疑给茶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意义。从此,饮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饮茶,“茶中诗意,诗中茶味”,茶从其实用功能不断走向艺术层面,最终成为中国人烙刻在精神深处的文化符号,也给世人留下了文人与茶人因那一片小小的叶子而交往情深的佳话。本文透过清初文人冒襄与茶人交往的事例,意图对此做出一番梳理和阐释。

从《影梅庵忆语》看冒襄和董小宛的情缘与茶缘

在晚明清初的文人中,冒襄绝对是个颇有特色的存在。他的文才,他的民族气节,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而他与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更是为很多人所向往。本文以其代表作《影梅庵忆语》为基础,对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做了一番梳理,并通过分析他们酷嗜饮茶的记载,对二人透过对茶饮活动的理解而反映出来的内心世界做了初步剖析。

冒襄研究述评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是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风云人物。襄少负才名,能诗擅文,及其成年,则积极投身于复社活动,并起到重要作用。入清之后,冒襄隐居不仕,以拒不降清之气节名动海内,然学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对其始有关注。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生平交游、戏剧活动、水绘园唱和、冒董爱情以及《影梅庵忆语》。

从《谢康乐游山诗评》看冒襄的山水诗观

明末清初为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空前兴盛之阶段,然而有关山水文学的评论却寥寥无几。冒襄一生致力于古今山水文学名作的评点,这在当时极其少见。特别是其《谢康乐游山诗评》通过对谢灵运山水诗的自身感悟及前人相关评语的评价,对谢氏山水诗审美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揭示,认为谢诗的魅力在于迂回逸宕、自然高妙、空境闲神及感慨深沉等方面,并提出谢诗源于变雅,与风人相似。其间多有自得之语,与长期以来对谢诗的评价多有不同,显示出冒襄对山水文学的独特审美旨趣。其中对谢诗情感论的阐发,尤为新颖独到。因此《谢康乐游山诗评》对我们了解明末清初山水文学观及重新认识谢灵运山水诗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评今虽已非完璧,但仍称得上是明清之际重要的山水文学批评文献。

“只羡鸳鸯不羡仙”——论冒襄、李渔的言情传奇小说

明末,随着人文思潮的高涨和世人思想的日益解放,肯定情欲、赞美真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李贽所谓“食、色,性也”。戏曲《牡丹亭》、白话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无不“言情”,文言传奇小说领域,亦出现了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小说。根据所“言”之“情”的类型,笔者将其分为三类:①才子佳人的知己之情,如戋戋居士的《小青传》、徐瑶的《太恨生传》、黄周星的《补张灵、

“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也”——余怀、冒襄、徐震小说解读

清代第一批成熟的小说作家,是在'天翻地覆'变迁中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的士人,余怀、冒襄等遁迹江湖,借记述冶游写出'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其所思所言别有意绪与韵味。

《影梅庵忆语》与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态

《影梅庵忆语》是冒襄悼念他的爱妾董小宛而写的回忆性散文,该文因其描写的爱情故事极富传奇性和感染力而流传甚广。但如果从冒襄的家世生平社会和他所处时代背景出发,并结合《影梅庵忆语》的文本内容分析则会发现:在追忆儿女私情的文字背后,暗藏着冒襄身处时代巨变中进退失据、忐忑不安的士人易代心态。

圆通刚健 妩媚天成——明遗民书法家冒襄书风初探

明清易代后,异族文化的入侵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明遗民们埋身于自己的世界,借学术研究、诗文著述和书法绘画来保持自己的气节,痛祖国之沦亡,哀异族之宰割。通过探析冒襄的书法风格,思索和挖掘"明遗民书家群体"的源流、艺术思想、书风特征和发展规律。

到底谁知事不谐——论冒襄及其关帝信仰

明清时期,关帝信仰盛行不衰,关帝最终成为全民崇拜的神灵。"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亦不例外,其关帝信仰几乎与生俱始,而其与董小宛"到底不谐"的爱情经历最能体现其关帝信仰的虔诚。研究冒襄的关帝情结,或可窥探关帝信仰在整个明清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儀式與象徵:清順治十七年冒襄得全堂夜宴演劇述論

清順治十七年(明永曆十四年,1660)五月,太倉(今屬江蘇蘇州)著名學者陳瑚(1613—1675)率門人瞿有仲(1626—?),拜訪如皋(今屬江蘇南通)名士冒襄(1611—1693)。冒襄在冒氏祖宅的得全堂開樽夜宴,出家樂,先後演出《燕子箋》、《邯鄲夢》兩部劇作。賓主觀演《燕子箋》,激發起他们'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追憶,冒襄以此説服陳瑚,不妨享受人生的有限逸樂,從而使這一觀劇活動成爲晚明風流生活的象徵儀式。而賓主觀演《邯鄲夢》,則唤醒了他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憤慨,陳瑚以此感召冒襄,應該堅守儒者的永恒氣節,從而使這一觀劇活動成爲清初隱逸生活的象徵儀式。著意選取藴含興亡感慨與人生況味的劇目,藉以傳達心中難以抑止的新愁舊恨,這是冒襄别具慧心的文化選擇,並成爲得全堂演劇活動含藴丰富的儀式性象徵。作爲一種文化儀式,得全堂賞心悦目的演劇活動彌漫著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悲憤情緒與悼念氣息,並象徵著他们的往迹追懷和恢復憧憬。冒襄纂輯、刊刻的《同人集》,作爲一种文本影像和文化記憶,强化了得全堂演劇的象徵儀式和儀式象徵。得全堂演劇活動是冒襄與同人精神對話的最佳方式,也是冒襄進行自我救贖的有效媒介,還是冒襄生存意義的鮮明象徵。

冒襄余怀交游考

赵景深指出“冒辟疆是复社著名文人”(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许增、张治如、陈三立、柳诒徵对余怀作品评价很高,都曾为一九二八年国学图书馆影印的余怀《玉琴斋词》写了跋。许说,余怀的“《板桥杂记》一字一珠,一字一泪,非寻常说部可比”,“《味外轩诗》、《感旧集》放言在弦指之外”。张云,《玉琴斋词》是“留将家国兴亡泪,付与秦淮曲曲流”,“白头庾信肠堪断,黄叶江南一片山”。这些评价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史》长编的纂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冒襄家班与明清之际戏曲活动——以观剧诗为中心

冒襄身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少年时便蜚声文坛,后为复社重要成员,为挽救没落的明王朝积极奔走。入清后,冒襄没有出仕,而是隐居水绘园并将注意力投射在戏曲上,他所蓄养的冒氏家班在清初影响广泛。自宋代起,文人往往将看戏听曲的感受付诸笔端,形成大量的观剧诗作,这些诗歌不仅沿袭了诗歌的抒情传统,同时又将诗歌与戏曲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观剧诗的功能远远超出了“诗言志”本身。从观剧诗的视角切入冒襄及其家班的戏曲活动,有助于揭示观剧诗在戏曲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所在。

近三十年冒襄研究述考

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冒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今未有一篇冒襄研究的述考文章发表。本文从两方面对近三十年冒襄研究的成果作了总结和介绍：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

冒襄吴国对交游考

冒襄(1611—1693)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曾祖吴国对(1616—1680)相处甚得,情谊颇深。冒襄一生走过的路好象是后生吴敬梓的一面镜子。因此探讨冒襄与吴国对的交游很有必要。

冒襄、董小宛戏曲活动考述

冒襄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其姬妾董小宛,也是秦淮著名歌伎,以唱昆剧为主。正由于这些原因,冒、董去世后,江南文士与戏曲家们,都对他俩表示深切怀念,所以到了乾嘉时,溧阳名士彭剑南还为其撰写了一部戏曲,题名《影梅庵传奇》。

从冒襄的一首遗诗探董小宛的结局

关于董小宛的结局,或认为,她跟冒襄生活了九年之后,于顺治八年病逝于如皋;或认为,顺治二年,她随冒襄全家避难于浙江盐官,在战乱中为洪承畴部所获,献给了顺治帝。前者以冒襄《影梅庵忆语》为依据;后者以吴梅村《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并引》组诗第八首“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为依据。我有不同看法。如皋县城内水绘园是冒辟疆和董小宛共同生活了九年的地方,迄今留有冒辟疆八十一岁时手书的一首七绝:“冰丝新扬藕罗裳,一曲开筵一举觞。曾唱阳关洒离泪,苏州寂寞当还乡。”在冒辟疆晚年写的这首诗,应该是对董小宛身世的总结。

人寰尚有遗民在 大节难随九鼎沦——冒襄、李清异同论

甲申之变后，清兵入关，势若破竹，旋定鼎中原，君临天下。明季以文章气节相尚之士，纷纷避居乡里，韬光养晦，待时守分而动，以“遗民”称。“遗民”中不特有胜朝留下的亡国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