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汉代辞赋之铺采与写志——色彩与情感

本文将图像学中的色彩和情感与汉代辞赋中“铺采”“写志”相结合,借助同时期美术作品的色彩构成和色彩美学原理,对《楚辞》色彩语言的三大色彩基调与情感的寄托、汉代辞赋色彩语言的色彩构成和与之对应的情感表达方式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认为汉代辞赋在先秦《诗经》《楚辞》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高明度、高纯度“五采”和中华“五色”的摹仿和表现性特征,以传达大一统多民族汉王朝时期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家国意识的责任、个人情怀和升仙等观念,这不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色彩与情感的表达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是中华色彩基因谱系和民族心理情感特征形成的关键。

“赋比兴”诗学话语与《良友》画报中的“抗战”书写

《良友》画报的“抗战”书写在践行“救亡图存”媒介担当的同时,将传统中国“赋比兴”的文艺观融入图像文本,实现了传统文艺观与图像符号互文化的叙事景观。《良友》的抗战报道从图文互动下的直接叙述、形象思维的图式化呈现和民族意识的内在唤起三方面体现出“赋比兴”的编写思维。“赋”在画报中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叙述“地基”;“比”在画报中以比喻比类的设置为读者展开了关于“民族抗战”的想象空间;“兴”在画报中则通过诗意配文与富有张力的图像报道唤起读者的爱国情思。如此形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成就了《良友》画报关于“抗战”的视觉书写,在唤起民众家国意识与抗战信念的舆论宣传、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方志:为帝王而写和写帝王志传统的探讨

为有效地进行统治，不少中国帝王养成了阅读与利用方志的习惯。这种习惯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方志史上两大传统的形成：其一，为帝王写志，庞大的方志写作群由此应运而生；其二，写帝王志现象的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写帝王方志的专门系列。中国帝王成了推动中国方志文体发展的最强大力量。

民族志写作的困惑与前景——基于《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思考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以下称为《写文化》)一书问世以来,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影响波及诸多人文学科。该书以其犀利的语言和批判性的后现代风格对传统民族志进行了反思。文章拟在厘清"民族志"、"民族志诗学"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基础上,从"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民族志的科学表述与伦理问题"等方面进一步探讨民族志写作的困惑与前景,以期为民族志写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益。

民族志写作的困惑与前景——基于《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思考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以下称为《写文化》)一书问世以来,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影响波及诸多人文学科。该书以其犀利的语言和批判性的后现代风格对传统民族志进行了反思,基于对该书的一些思考,本文拟在厘清"民族志"、"民族志诗学"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基础上,从"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民族志的科学表述与伦理问题"等方面进一步探讨民族志写作的困惑与前景,以期为民族志写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益。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一书被喻为后现代人类学的代表作之一,在当今的人类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选取了1984年4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美洲研究所召开的一个高级研讨会上的论文,这次会议主要是10位学者（主要是人类学者）讨论了＂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民族志文本的写作）这个议题,他们一起反思了文化人类学的过去和将来,通过对不同时期经典民族志作品的写作的分析,

意统情志:以“意”为主的“诗歌意境”创构

以"意"为主的创作活动,是诗人以澄明之心对"诗的物象"进行审美观照,进而创作"诗歌意象"与营造"诗歌意境"的过程。"意"是整个创作活动的核心范畴,"诗以言志,志显为情,而情归于意。"诗人的"创作情结"与"写诗之志"统一于创作这一"意向性"活动,即"情""志"统一于"意","意"从蝶舞花丛、蛇鹤相搏、兔蹬鹰翻的"诗的物象"中来,而诗人与"诗的物象"感遇的结果是"情志合一"的"诗歌意象"与"诗歌意境"的生成。

试以文物史志析刘胜

试以文物史志析刘胜吴杏全赵卫平中山靖王刘胜，是西汉景帝刘启（前１８８－前１４１年）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汉书·景帝纪》载：景帝前元三年（前１５４年）“立皇子胜为中山王”。景帝３２岁称帝，其３５岁时封胜为中山王。刘胜与其兄赵王彭祖乃景帝与贾夫人所生...

王粲《登楼赋》的描写艺术──兼及主题与其它

王粲《登楼赋》的描写艺术兼及主题与其它张丛林王粲（１７７—２１７）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就其创作艺术而言，在建安文学作家中能出其右的或许只有曹植一人。若仅就辞赋成就而论，王粲与曹植当在伯仲之间。建安文学的另一重要作家曹丕就说“王粲长于辞赋”［１］。在...

意统情志:以“意”为主的“诗歌意境”的创构

以“意”为主的创作活动,是诗人以澄明之心对“诗的物象”进行审美观照,进而创作“诗歌意象”与营造“诗歌意境”的过程。“意”是整个“创作活动”的核心范畴,“诗以言志,志显为情,而情归于意”。诗人的“创作情结”与“写诗之志”统一于创作这一“意向性”活动,即“情”、“志”统一于“意”,“意”从蝶舞花丛、蛇鹤相搏、兔蹬鹰翻的“诗的物象”中来,而诗人与“诗的物象”感遇的结果是“情志合一”的“诗歌意象”与“诗歌意境”的生成。

《阿房宫赋》:辞赋本色是谏书

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描写了一个建筑宏伟、宫女众多、珍宝汇聚的阿房宫,这既是对宫殿本身的描写,更是对秦始皇穷奢极欲生活的揭露,进而鲜明有力地揭示了秦灭亡的原因。杜牧正是想借此影射当朝皇帝的生活,借古讽今,告诫君王:不要再大兴土木,不要再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否则就会走上秦一样被灭亡的结局。某种意义上,《阿房宫赋》可谓是给君王的谏书,是辞赋与谏书合流的力作。

北野:时光的饮者——“燕赵七子”北野诗歌论

北野是“燕赵七子”中创作个性最为鲜明的诗人之一,在其三十年的诗歌创作中燕山是意涵多元的文化地理观念,它承载着诗人的精神气场,寄寓了诗人的思想情怀和磅礴的文化创造力。在真实的燕山场域中,北野以悲悯的情怀格外关注游离其中的虚构元素,以再现生活的“实际性”、真实性、复杂性。在虚构与真实交错中,他笔下的空间富有历史感,时光投射着不尽的诗意。北野创设了富有标识性的志怪诗写笔法,神秘的氛围与现实的隐喻扩展了其诗歌的张力和表现力。

丰富、复杂、深刻:台静农散文概观

台静农的散文概括起来有二大基本主题:一是关于人生的,一是关于艺术的。“人生实难”,则需“人生艺术化”;而艺术的本真在于“抒情写志”,所以“艺术人生化”,也正是艺术本身的需求。

《丑石》简析

贾平凹的《丑石》是一篇借物喻人,体物写志的精美的散文.全文可分两部分:从开头到“丑得不能再丑的丑石了”为第一部分.这部分可分为三层.第一自然段是第一层,写丑石的颜色、姿态、模样.开头写我的遗憾总领全篇;“碍地面”“搬走吧”,是嫌它丑的具体表现.第二自然段到第四自然段为第二层,写丑石的无用,是丑的另一个方面.它不能垒山墙,铺台阶,不能刻字雕花,浣纱捶布,也不能做石磨,只是在坑凹处存点雨水,孩子们爬上爬下,因此引起人们对它的讨厌、咒骂和嫌弃.

黄庭坚文赋浅论

黄庭坚是北宋重要辞赋作家,其赋作中的"文赋"在体物与写志方面匠心独运,展现出耐人品读的艺术风味。就体物而言,其文赋用丰富的艺术笔法描摹物状,通过细致多棱的描摹、简洁优美的铺陈、巧妙精当的典喻窥破物象最具意蕴的特质。就抒情写志而言,其文赋于议论说理之外饱含真切的情感,蕴藏了黄庭坚对人生的深刻思索。通过以物喻人、借物代言的手法,独到警譬、温和含蓄的语言,充分抒写性情、畅表志趣。黄庭坚文赋将体物与写志熔于一炉,艺术特征显著、艺术手法高超,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

汉代咏物赋的发展及其对后世文人形象的影响

汉赋是有汉一代的主流文学,其中咏物赋以其对物的详尽描写、对赋家情感的婉约表达、对日常生活领域的探索占据着一席之地。从赋物以隐语到物以赋显,从咏物颂圣到体物写志,其中既有时代因素,也有文学自身发展的潜在推力。咏物赋的题材也随着推广的程度逐渐扩大和细化,对后世的咏物诗和宋词中的咏物都有很大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咏物赋几乎开启了一种新的文人生活方式,开始树立文人雅士的形象。

梁安世《乳床赋》与石刻赋

粤西石刻赋最著名的是刻写在桂林岩洞的梁安世《乳床赋》与刻写在融县岩洞的易祓《真仙岩赋》。梁安世《乳床赋》叙写岩洞钟乳石的千姿万态,又叙写自己对桂林的热爱之情。梁安世《乳床赋》显示桂林二宝:钟乳石岩洞与石刻;又显示出石刻赋的某些特性,既体制短小,又不失体物与写志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