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档案词状制作者再探

黄岩档案词状大多由“做状人”作稿、“写状人”誊抄至状式,有时“做状人”“写状人”相同,官代书仅盖戳。清代状式上设置“做状人”最迟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设置“写状人”最迟可追溯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黄岩档案中“写状人”一栏出现前后,官代书职能并无变化;该栏的设置是时任知县为杜绝谎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的个性化规制措施。“做状人”身份有:官代书、生员身份的呈状人、“歇家”、民间基层知识分子。“写状人”身份有:官代书、生员身份的呈状人、“歇家”及其学徒、民间基层知识分子及其学徒。与其他地方档案相比,黄岩档案词状制作情况颇具独特性。清代词状制作实践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性。

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

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记实之作。他是北京土著满人,民族情感浓烈,虽有留学经历和较高学养,却只是一介布衣,与被迫涌入贫民行列的旗族下层休戚与共,因此才做得到锲而不舍地跟踪寻访蹈入厄运的同胞生活真相。体察作者写作品时的民族心理,是不无意义的。以《北京》为文本,能够窥见满民族在民国初年遭逢大变迁之际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体会出满民族在命运倾覆时刻展示的某些内质。

论《史记》中的“对句”

所谓"对句",是指一组以相对的形成对比或并列的的句子,以复线的方式来看待事件,加强表达的艺术效果,增强渲染氛围的力量。对句在《史记》中数量巨大,在各种传体中大量存在,为《史记》增色不少。本文从人物刻画、叙事写状、表情达意、谋篇布局四个方面分析"对句"在《史记》中的独特作用。

一串珍珠泪 千般柔肠情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精品，新教材节选其中的“长亭送别”一折，又是精品中之极品。其撕肝裂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历来为人称道，而散见于全折的“泪”的描摹状写，更是匠心独运．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

清代官员们在向民众宣扬讼师之恶时,往往极力强调其贪婪成性的逐利特点。这种贪利讼师的形象刻画,可以在一些真实案例中找到原型,并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被放大。将官代书的收费情况和一些实际案例中讼师所收的写状费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中的讼师收费通常要远超官代书的规定收费标准和实际所收报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讼师收费皆是高不可攀,因为除了那些精擅此道而引起官府注意乃至被查拿严惩的讼师外,还有一些为人代写词状的下层识字人士其实只收取较低的酬劳,而后一种情形通常不容易在史料中得到具体记载。清代官方借助于对"贪利讼师"这一模式化形象的塑造和宣扬,来对民间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名化,试图以此警示民众要远离这一"危险"群体,从而避免更多的诉讼案件被催生出来,以减轻区域性诉讼社会之背景下日趋严峻的压力。

戏影品鉴

《贩马记·写状》这张照片中，两个人物在表演中互有交流，有戏在里面，瞬间抓得较好，但从整张照片来讲应是失败的。原因一是左面跪地的小生演员的脸过于侧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