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写经体楷书、楷隶及相关问题

清代金农写经体楷书和楷隶是金农书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碑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金农在四十七岁至七十岁之间形成的写经体楷书和楷隶书风,取法无名氏的宋代写经体楷书,与其隶书取法《华山碑》一样,注重“非经典”书风的汲取,这正是清代碑学发展的鲜明特征。金农写经体楷书有“写意”和“工稳”之分,楷隶有“肥笔”和“瘦笔”之分,厘清了金农楷书书风的基本形态。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分类问题可从金农楷书书风之变进行讨论,除晋楷、魏楷、唐楷之外,写经体是碑学兴起后书家楷书取法的重要来源,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佛教写经群体及书风考释——以佛典汉译为观照视角

佛教写经以佛典汉译为发轫,依托于佛法东传而发展壮大。写经与佛典汉译一体两面,从佛典汉译角度对写经活动进行考察发现,初期佛教写经群体单一,早期写经依托于统治者,中期依赖于译场信众和笔受,后期官业写经的出现,打开写经的新局面。以佛典汉译的视角观照佛教写经,更能完整地看待写经发展的流变过程。

日本古写经研究的文献语言学信息揭示与价值

日本古写经主要指起自飞鸟朝,经奈良、平安时代,至镰仓时期,即刻本大藏经以前在日本书写或者转写的汉文写本佛教文献。作为大藏经或单经文献校勘资料的日本古写经,可以提示经过楷定的日本写本大藏经经文用字信息;日本古写经材料的文献整理与佛学研究成果,可以揭示日本古写经、敦煌写经、唐五代佛经音义等平行文本汉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日本古写本佛经音义的先行关注与研究,可以为逐步了解唐写本大藏经与日本古写经楷书汉字的用字规律与书写习惯提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5~6世纪敦煌高昌比丘尼的写经与信仰

写(抄)经供养是佛教信仰者修行实践的重要方式。在众多写经者中,女众是其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现存佛教写经绝大多数出土于敦煌和高昌。本文以5~6世纪敦煌高昌地区有明确纪年的23例比丘尼写经题记为研究对象,对比丘尼写经时代背景、经目种类、出现频次、受福对象和祈愿内容等进行了探讨,认为比丘尼写经受到当时敦煌高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地位为她们写经供养提供了物质基础,写经经目选择、题记的书写体、当时比丘尼面临的性别焦虑和生存环境具有密切关系。

敦煌莫高窟隋代洞窟及其开凿背景研究——基于写经与题记

对于隋代,这个夹在分裂的南北朝与世界性帝国唐朝之间的朝代,学术界习惯于将其仅仅看作一个过渡时期,甚至与唐代一并处理。文章将重新考察莫高窟隋代洞窟的开凿背景,以进一步准确把握隋代佛教美术动态。隋窟在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所占比例高达两成。这些洞窟的营建处于国家振兴佛教的大潮流中,却是基于敦煌民众内在、自发的信仰和经济实力的造像活动。这一点从隋窟内尚无大型经变,小窟偏多,其中一些是对北朝洞窟的改造等情况可以看出。敦煌的隋代造像活动,最终因为与中央的联络中断而陷入停滞,不过其造像活动中体现出的独特创意值得关注。

廉泉、吴芝瑛旧藏敦煌写经来源、真伪及流散考——以南京大学博物馆藏为线索

在搜集散见多处的廉泉、吴芝瑛旧藏敦煌写经的基础上,以南京大学博物馆所藏两件廉泉、吴芝瑛旧藏朱书(血书)写经为线索,结合相关史料、档案,通过考证其题跋、印鉴,指出这批写经系1910—1911年前后经孙寒厓之手得自敦煌藏经洞,真伪应无疑义。1931年廉泉去世前,写经已部分转赠;1931年廉泉死后,这批写经经公开拍卖后流散。

钟王书风源流考——以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为视阈

自唐代以来,钟王法帖遂成为书艺正脉,然经历代兵燹糜蠹之余,北宋以降钟王真迹不存。20世纪西北考古所出大量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书迹,不仅可补正以钟王书法为核心的书法史观,还可探究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钟王名家书迹在中原、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交互传播,揭示钟王传统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进一步挖掘实用书写与文人书法的内在联系。

焉耆明屋锡格沁写经图再探

新疆焉耆佛寺遗存的文物中有一组壁画残件《窟院修业僧图》,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出自焉耆主要佛寺锡格沁,描绘佛寺僧人传经与写经的场面,较为罕见。笔者初步释读其图像,分析出其或是描绘了高昌回鹘时期在石窟寺分工有序的佛经翻译与抄经活动,翔实记录了当时锡格沁佛寺僧人修行场景。仔细观察还发现壁画笔墨线描具有二次重绘的痕迹,推测壁画制作时代或许早于高昌回鹘时期。

初唐宫廷写经与日本古辞书

本文通过调查初唐宫廷写经中的25个字体,发现初唐宫廷写经的用字规范相比晚唐开成石经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开成石经的字体与其他时代、地区的标准文献的字体存在较大差异。唐代字样书促进了初唐标准字体向开成标准字体过渡。通过考察《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等日本古辞书对唐代字样书的援引情况,两书对同一字体所持的正字观并不相同,这可能反映了字体的历时演变过程。

敦煌西魏写经与莫高窟第285窟营建关系考述

莫高窟第285窟是西魏时期开凿的大窟,题材和技法存在较多创新,艺术水准极高,供养人服饰显示较高等级,研究者多认定为瓜州刺史元荣于大统年间开凿。本文在此论断基础上,从政治活动、写经背景和建窟目的等角度,比较分析敦煌出土元荣写经与285窟营建活动之联系,解释第285窟风格多元和形制、题材取法现实宫殿建筑等问题。

隋代佛教經典寫造流傳的層遞呈現——以敦煌寫經題記爲中心

隋意圖以佛教統合國家意識,襄助鞏固南北歸一的政治成果,經藏的寫造流傳正是宣揚佛教的重要手段。敦煌文書中的隋代寫經題記呈現了都城大興、敦煌及諸大都邑之間佛教寫經層遞式的寫造流傳:帝后率先垂範,宫廷寫經展現王朝整修故經、翻譯新經的最新成果,形成國家性典範;鎮藩親王在地方回應,聯結州寺僧綱、王府僚屬製造王府寫經,進而建立地方性典範;以都城大興爲中心,全國諸大都邑爲輻射點,寺僧民衆的寫經帶動佛教新知的流轉,合流統一的意志和佛教新學由中央傳播至敦煌等地。

北魏敦煌写经体对南朝文人书法的影响研究

敦煌地处西北边陲,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佛教经由丝绸之路流入中原地区。敦煌佛教寺院兴盛,敦煌写经书法的发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本文将敦煌写经书法置于北魏这一历史时期背景下,通过对佛教的发展与经典作品的分析总结出北魏写经书法的特点,结合南朝文人书法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此阐明北魏写经书体对南朝文人书法的影响因素及作用,从而构建南北朝书学共通的内在逻辑和学术构架,给予后学者思想上引导。

日本古写经文献的编辑出版实践与策略——以《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为例

日本古写经主要指奈良、平安、镰仓时期,即刊本大藏经之前在日本书写或转写的佛经资料。目前,日本古写经的现代化编辑与数据库建设主要是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主持开展的,自2006年以来,该单位陆续出版《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九辑。丛刊编校精善,是研究日本古写经文本特征、流传情况、宗教机能的重要学术资料。丛刊编辑出版的成功实践归功于其编辑策略,即贯彻系统综合的编辑方针、偏重学术研究的编辑倾向和整合数字资源的编辑意识。对《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的出版状况进行梳理,对其编辑策略进行探讨,这项工作可以为新时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提供新思路,有助于日本古写经这一宝贵的域外汉籍文献的挖掘、回归、传播与研究。

以书通禅——评《墨香佛音:敦煌写经书法研究》

敦煌石室秘藏从20世纪初被发现至今,受关注的热度一直未减,学者从宗教、艺术、考古、文学、语言、科技、建筑等方方面面对其文献、文物进行研究,是为＂敦煌学＂。其中写经书法在书法界也成为很多学者研究、创作者临摹的对象,成果硕然,当然也存在着不少有争议,甚至偏误、舛误之处。有问题便有了深入研究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兰山范氏藏敦煌写经目录

山东籍兰州人范耕球先生收藏有敦煌写本23件,其中藏文20件、汉文3件,系上世纪40年代后期在兰州收购所得,汉文写本据收藏印鉴可知为1902-1906年任敦煌知县的汪宗瀚氏旧藏。

敦煌写经题记的史料价值

敦煌写经题记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时代从4世纪一直延续至11世纪。书写者来自不同区域,且身份、背景、经济和社会地位各异。这些题记是研究佛教史、民众佛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上)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经叙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一批出自敦煌的藏文写经,包括5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5卷《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批写经来源明确,其中9卷为卫聚贤旧藏,1卷为心道法师旧藏,后者是首次鉴别出明确属于心道旧藏的敦煌写经,殊为珍贵。现将馆藏敦煌藏文写经编目公布,以供学界研究。

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

本文比较了敦煌遗书和奈良写经的异同,对他们的异同处作了分析说明,并经考察研究认为敦煌遗书与奈良写经可以互为印证补充,从而对研究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意义。

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

本文首先录文、整理了武则天为已逝父母抄写《妙法莲华经》三千部的发愿文、为已逝父母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的发愿文、为太子李弘抄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的序文,将三篇保存于敦煌写本中的武则天佚文加以发现和复原,为学界提供新资料。其次是论证和确认这三篇文章的作者为武则天。第三是探讨了由整理这三篇文章引出的一些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特别是将敦煌藏经洞这一批咸亨至仪凤中宫廷写经的来源交代得比较清晰,基本搞清了与此关联的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