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1946年6月至1948年1月,武汉军事法庭对所辖鄂湘赣三省以及豫皖部分地区的日本战犯案件进行了审判。由于辖区广阔、战时交战区和沦陷区并存,武汉军事法庭在审判程序、范围和对象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武汉审判的过程和结果突出反映了国民政府司法审判主客观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以及民众维权意识的淡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战犯审判的充分性和规范性,不少战犯被处以轻判甚至逃脱审判。

文明与正义的历史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启示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人类历史上空前惨重的战祸得到了制止,人类的文明得到了拯救,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在经历了过去50年的沧桑变化之后,我们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内,一起来隆重纪念这个伟大胜利的历史节日,对人类的进步、友好、和平、合作是大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胡乔木前几年指出的,“有些当年的侵略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在近年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庄严审判,歪曲这次战争的性质,竭力粉饰和隐瞒这次战争的罪恶,美化甚至崇拜在中国进行‘三光政策’和细菌战,制造南京大屠杀和无数万人坑的战争罪犯为‘民族英雄’,力图使日本现代青年和将来的人民不知道这次战争的真相”。①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并研究其经验教训,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国家图书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及其思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是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文章梳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在海外的流散、存藏情况,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开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等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史料征集工作的背景、进展和成果,建议尽快推动海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的调研、征集和揭示利用,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文献支持。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简述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将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华北和东北的一些犯罪暴行具体地揭露出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滔天罪行,昭示全世界。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实际上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审判,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雪洗了民族耻辱,伸张了人类正义。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

梅汝璈（1904—1973年），江西南昌人，法学家，以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国际审判并为中国赢得荣誉和尊严而闻名于世。1926年，他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历任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丧钟为谁而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读后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特约戴文葆先生撰写此文,为的是提醒国人不忘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警惕军国主义幽灵的复活。

北平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始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签署投降书。此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审判。除了在日本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犯外,各国还分别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位于北平的军事法庭对相关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成为战后对日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军事法庭的筹备与成立早在日本投降前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口译制度探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庭审,惩治了战犯,彰显了正义,定义了战后国际格局,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但长期以来学者对其研究重视程度却不如同时代的纽伦堡审判,更遑论对审判中翻译问题的研究。口译对庭审的顺利进行、确保对战犯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主要探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口译制度,分析历史背景、法律依据。最后总结其对研究二战史及口译史的重要意义,指出技术对语言服务的积极影响,以及语言能力对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中国的调查取证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驻日盟军统帅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战犯。国际检察局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和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在法庭正式开庭前后，国际检察局三次派员赴中国调查取证，在中方的配合下搜集了许多日本侵华及日军在华罪行的证据，并找到十多位重要的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国际检察局在中国搜集到的证据和找到的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的刑事诉讼问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主要体现在审判依据及解决的中心问题,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以及审判采取的诉讼模式等方面均较为特殊。法庭审判维护了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创造性地推动了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确立了相关国际犯罪的罪名,初步确立了国际犯罪刑事追诉中的个人责任等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治视野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亦存在历史局限,主要在回避问题上存在较严重缺陷。

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部分战犯审判概述

一日本投降1945年夏,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猛烈的打击下,已成惊弓之鸟,面临灭顶之灾。同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发表公告,旋即苏联也签署了这个公告,公告对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8月,日本政府召开会议,企图拒降,旋见大势已去,才决定投降。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中、美、英、苏请降,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8月11日。

让铁证说话,用史实发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及《索引、附录》评介

“二战”结束不久,为惩处战争罪犯、重建战后世界秩序、伸张正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中、美、苏等11个同盟国依据《波茨坦公告》,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简称东京审判）。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第二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含《索引、附录》）,令铁证重现,让史实发言,对中国的抗战史乃至整个“二战”史的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更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维护国际正义。

历史的见证──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周锡卿教授

历史的见证──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周锡卿教授沈永兴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嗣后，２８名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值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我特意走访了当...

叶在增: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最后一位法官

一 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即，于1946年先后在东京和南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始末

4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组建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公开审判前伪满州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前侵华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日本侵华战争罪犯36名。全部审判过程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界人士所密切关注。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国际审判,虽为公开审理,但其中却有很多内幕和细节,从未公开披露。日前,笔者特别采访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该所资深警官张家安、赵兴文先生为记者撰写这篇纪实报道,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有关图片,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得以公诸于众。

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没有宣读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写道:张学良将军在最高军事法庭上,从怀里把自己密藏了多年的小皮包掏出来,从里面取出一张“九·一八”时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日寇侵略的那封电报,准备宣读。审判长李烈钧慌忙制止,但张学良将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顾一切地宣读了电报的原文:“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王炳南在《关于〈西安事变〉》中。

梅汝璈: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首席法官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中、美、苏等同盟国代表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此后一批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受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梅汝墩，就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首席法官。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70年了，但他在法庭上依法严惩日本战犯、维护祖国尊严的出色表现和人生的一些故事，已经载人了史册。

倪征燠:激昂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北京城中心的“正义路”，从前叫“司法部街”，在历史上称做“江米巷”，是京城征米的储运和集散地。那时候的江米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熬制腊八粥的原料，而是类似今天的水泥。用它制成的“混凝土”修建了长城和宫廷庙殿。1861年3月英国与法国公使在东江米巷占据了王公府第作为使馆。以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日本、荷兰共11个国家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了公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