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军区制溯源

魏晋军区制的基本原则,是中央指定一将领统帅某一地区的军队。根据这一原则,把军区制起源定于魏武或东汉顺帝时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魏晋军区制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王莽末年、东汉初期。

拜占廷军区制的主要历史作用

拜占廷军区制又称塞姆制，是公元七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在全国推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制度，即按军区、军分区、师、团、营等军事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军区最高首脑为军区司令，称“将军”，行使所辖区域的最高军政大权，行政官员辅助之。

海南省军区制发县级人武部建设综合考评标准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科学、客观、公平评估人武部全面建设情况，切实把人武部建强、管好，最近海南省军区针对2014年人武部全面建设综合考评暴露的问题，制订下发县（市、区）人武部全面建设综合考评标准规范，明确按照定性与定量考评相结合、全面建设与重点建设考评相结合、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考评相结合、定期和经常性考评相结合的原则，细化考评项目、标准和评定等级与奖惩措施，每年年底采取考核考评、现场检查、随机抽点、查阅资料、民主测评、主官述职等方式，系统检验评估人武部全面建设情况，以树立鲜明工作导向、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引领人武部全面建设科学发展。

异化的古罗马传统:拜占庭黑暗时代的军队与政制

古罗马的“政制”传统在拜占庭时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是皇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5—6世纪,囿于罗马传统框架,军队虽然是“政制”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皇位更迭中并无主导地位。然而,在黑暗时代,帝国的生存危机和军区制改革将军队置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心,军区军队频繁干预皇位更迭,成为政制传统的颠覆者。皇权强调回归古罗马传统,重塑军队在政制中的合法捍卫者角色,用政制庇护皇权,从而造就了异化的古罗马传统,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古罗马政治基础上发展出中古特征的体现。

论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

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 (32 4— 145 3年 )曾经较好地保存了古典时期的历史遗产 ,成为中世纪地中海上首屈一指的大国 ,但终于没有摆脱最后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的命运。在拜占庭帝国衰亡的历史中 ,军区制的兴衰和其政体内部存在的问题是起主要的、根本的作用 。

7—9世纪拜占廷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

本文对7-9世纪拜占廷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进行探讨.拜占廷农业经济在7-9世纪期间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拜占廷国家而言,乡村和小农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这与中期拜占廷帝国发展变化的形势紧密相关,首先,城市的衰落突出了拜占廷农村和农民的地位;其次,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外族迁入一方面破坏了原来的城乡社会经济,另一方面也补充了农业人口;第三,军区制的推行使小农与农兵并肩兴起.

拜占庭帝国土地关系述评

拜占庭各个时期的土地关系存在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拜占庭早期,土地劳动者中出现了新的"隶农"阶层,他们源于自由农地位的下降和奴隶地位的上升。自由农群体依然存在,他们和隶农遭受诸多剥削,逐渐依附于大地主阶层。拜占庭统治者为了保证税收资源,打击大地主吞并土地的行为。地主与农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大地主阶层为了争夺土地资源而发生的矛盾,贯穿于整个拜占庭历史。围绕土地关系,拜占庭中晚期分别出现了军区制和普罗尼亚制。在拜占庭中期,军区制造就"军役地产"、农兵阶层和军事贵族,但军役地产逐渐聚集于军事贵族手中,导致军区制瓦解。在拜占庭晚期,普罗尼亚地产是连接帝国与农民的媒介,普罗尼亚地产所有者向帝国提供军役和税赋,同时对地产上的农民具有支配地位。

论拜占廷帝国中期土地关系的变革

从伊拉克略王朝到马其顿王朝历经四百余年的土地关系变革对拜占廷帝国的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是观察拜占廷国家兴衰的"晴雨表"。这一变革包含四方面内容,分别是"土地关系和农业经营形式的变革"、"士兵授田制度的改革"、"向将领们颁赐田地和笼络将领的改革"和"土地兼并和反兼并的斗争",通过这四个方面的阐述,以便了解拜占廷帝国中期土地关系的纷繁变迁。

中古拜占庭农业若干问题研究

拜占庭的农业生产如同拜占庭国家一样,是晚期罗马帝国直接、不间断的继承体。拜占庭国家早期的农业生产,不管是村庄的组织管理,还是农业制度上都具有明显的罗马特征。拜占庭国家的农业生产与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农业制度的变化也正是国家政治需要和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反映,农业制度的转变是适应国家不同时期发展需要逐渐形成的结果。

傅作义公开挑衅毛泽东

1946年6月底,国共全面内战不可遏制地爆发后,毛泽东给北线的晋察冀军区制定了一个＂三路四城＂计划,即夺取平汉、正太、同浦三条铁路线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个城市。

试探拜占庭塞姆(军区)一词的形成——以塞奥法尼斯《编年史》为中心

塞姆一词最先出现于拜占庭教会史家申信者塞奥法尼斯所著的《编年史》中,拜占庭史学界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其中所指便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军政合一的军区,并依此进一步认为是希拉克略的改革建立起了军区制。本文认为塞奥法尼斯在《编年史》中对“塞姆”一词的使用存在时代误置的现象,至少在尼基弗鲁斯一世改革之后该词才等同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军区。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来看,塞奥法尼斯对该词的使用实际上体现了军队长期驻扎当地以及长期军务需要所导致的土地所有权转移以及地方行政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

笔谈——《拜占庭帝国大通史》与拜占庭学的发展

自从2023年10月《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出版问世以来,社会反响积极,读者反馈不断。2024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五周年一重大成果发布会”,将这部书选为“世界史研究(2部)”成果之一,并在其官网上就此评论说“据悉,本次发布会重点展示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院及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在历史学各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我国历史学领域‘三大体系'建设的代表性成就”。作为这部书的总主编和分卷主编,我们在高兴之余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深知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还需要几代人的不解努力。我们很高兴借助《历史教学》提供的这个平台,向广大读者再谈几点心得。陈志强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定位》中对《拜占庭帝国大通史》的学术价值、特点、宏观理论和核心问题做了凝练、准确、客观的论述;徐家玲在《于“晚期古代”世界几个重点问题的再思考》中,详细考证了“晚期古代”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探讨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查士丁尼功过再释”等问题;林英在《“罗马规制”与古代晚期的丝绸之路》中深刻探讨了“罗马规制”下的拜占庭皇帝与蛮族国王,“罗马规制”与基督教的功能关系、与古代晚期的丝绸之路;田明、张泽在《东升西降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大通史(610—1057)解读》中着重探讨了军区制与农兵、修道制度、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这组笔谈对于学界了解拜占庭学专业化发展四十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应该有所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