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危机

清末民初中国政坛出现了武夫当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从前把持权力的传统士绅集团不得不屈从于新兴的职业军人集团。新式职业军人集团之所以能够顺利把持政权,并非传统士绅阶层的实力因社会动荡而遭到削弱。相反,士绅手中的权力在时局动荡中不断加强,但士绅权力的急剧扩大却最终导致了武夫的上台。这种颠覆性的结局是传统中国社会和新时代各种新旧因素复合的产物。然而,军绅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完成救亡图存、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反而使国家和民族深陷到更大的危机之中。

清末民初“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危机

一、两大强力集团的形成清末民初武人崛起之端倪在清中期就已出现。清代督抚之职袭于明代,原系中央临时派遣到地方的行官,时日迁延,便演化为地方正式长官。“到雍正、乾隆、嘉庆以后,各省总督或巡抚,又因向例兼兵部尚书或侍郞头衔的关系,均取得过问辖区内兵权之事。至是督抚控制地方之权力,又形扩大一步。”

袁世凯当国时期军绅关系研究(1912-1916)

士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是介于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中坚力量。传统的士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的绅士阶层又因为晚清中央权力的衰弱,影响力越发加强,最终在民国时期成为地方制约中央的重要因素。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彻底丧失了对各省的控制,地方军人势力则趁机抬头,连结士绅阶层共同主导了地方政治。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击败了国民党,将军人势力扩展到整个中国,士绅阶层只好转而依附军人势力。虽然,其后有袁世凯强化独裁与帝制活动导致士绅阶层的背离,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士绅抛弃的只是袁世凯而非军人势力。士绅阶层作为民初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尽管在袁世凯当国期间屡屡呈现与军人势力对抗的状态,但是最终仍旧依附于军人势力,形成军绅共掌政权的奇特现象。

军阀政治与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以“军”“绅”为视角

1949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成效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本文试图从政权性质的角度来探讨1895~1949年中国工业化进程难以深入推进的＂内部＂原因。＂军绅政权＂这一政权性质使得中央政府无力积极推动工业的发展,并且军队和士绅占有了社会绝大部分资源,从而挤占了工业的发展空间,这些严重阻碍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

光明设想与艰辛求索: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想与道路

近代中国是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从而不断蜕变的历史时期,仁人志士渐渐从各个方面认识到,在现代化浪潮中中国不得不学习西方。然而可贵的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也同样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及责任。然而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意味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军绅政权、国民党等政治势力虽曾致力于现代化,但只有重建崩坏的中国乡村基层政治秩序,才能建立一个有能力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政治机器,而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枪杆子”与“笔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逻辑及文明意义

"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领导权,有列宁和葛兰西两种模式,分别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市民社会阵地战。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是"军绅政权"及其离心结构。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到1942年间进行了构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探索。革命领导权包括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核心逻辑,强调"枪杆子"与"笔杆子"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再结合:"枪杆子"接受文化教育,"笔杆子"深入战斗生活,在文武结合的同时更与实践经验结合,真正成为革命政党指挥下的"两支军队"。"文武双全"领导权的文明意义在于,既满足了20世纪早期中国对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诉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解,更隐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