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军纪与长征胜利——基于国民党文献的视角

从国民党有关文献记载看,无论是在处理与群众关系,还是在对公共机构的保护等方面,红军在长征中确实做到了“秋毫无犯”和“毫无骚扰”。国民党宣传中的红军四处“杀戮”,实际是镇压土豪劣绅和国民党贪官污吏。由于贯彻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和民族政策,执行了严明的纪律和发扬了优良的作风,红军建立和巩固了与群众传统的血肉联系,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解决了行军作战所需物资,扩充了兵员,保存了骨干力量。可以说,严明的军风军纪,是红军战略转移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华中日军宪兵与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期间诸多惨案的发生,与华中日军宪兵存在密切关联。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宪兵在淞沪及其周边战场上未能履行其职责,伊始便出现失职问题。南京沦陷后,随军宪兵不仅未能成为维护军风军纪的表率,且与普通官兵同流合污,扮演了战争暴行制造者的角色。随着华中派遣宪兵队的编成,华中日军宪兵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被授予更为广泛的权限,其业务逐步集中于特务工作,军事警察职能反而淡化。南京大屠杀之后,华中日军宪兵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日军军风颓废与军纪败坏问题。另一方面,华中日军宪兵在从事特务工作中获得不受监督、独断专擅的执行权与处置权,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中沦陷区实施恐怖统治的“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