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碳交易推动农业减排的理论与路径分析: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如何有效利用碳交易推动农业深度减排亟待讨论。文中回顾了利用碳交易促进农业减排的理论,梳理了相关国际实践、经验和障碍,并识别了利用碳交易推动中国农业减排的路径。理论上,在交易成本低于节约的减排成本的情况下,利用碳交易促进农业深度减排具备经济可行性,但在实践中面临排放不确定性大、技术标准体系匮乏、减排效果不稳定以及监测、报告和核查成本过高等障碍。农业纳入自愿碳市场在创新组织方式、构建风险分担机制和开发核算标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目前全球尚未将农业纳入强制碳市场。为积累经验并降低交易成本,农业可先参与自愿碳市场后逐步向强制碳市场过渡。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农业项目是农业和自愿碳市场结合的重要实践,可在政策、方法学、运行机制等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渐扩大农业自愿减排项目的数量和规模。由于农业对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将农业纳入强制碳市场必须非常谨慎。

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对农业减排的影响

环境规制、政府投入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客观环境,分析二者对农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对改善我国农业现状具有重要意义。选择命令型、费用型2类环境规制与政府投入,以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对我国农业减排效率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农业减排过程中,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减排的发展;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对农业减排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科研投入高、专利产出高的地区,科研投入和费用型规制对农业减排影响显著,低碳补助和费用型规制对农业减排影响显著;在科研投入和专利产出欠发达地区,科研投入和费用型规制对农业减排术影响显著,但是低碳补助政策的效果则不显著。

张家口市农业源污染现状及农业减排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张家口市农业的污染源主要是畜禽养殖业,根据其污染特点,提出适合张家口市规模化养殖和专业户养殖的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养殖场模式和户用沼气池生态庭院模式,这两种模式基本都能达到畜禽养殖业的"零排放"。此外,加强政府管理力度、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也是农业减排的重要措施之一。

中国农业减排效应、潜力及对策

当前,受农村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技术水平低等因素影响,中国农村能源利用效率仍较低。中国农业产业仍是"排碳"大户,并且农业领域的节能减排正逐步受到全球的更多关注。结合农业减排的关键技术,从农产品产量和效益、国际贸易、劳动力就业3个方面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减排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指出了当前中国农业减排的主要潜力,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中国农业减排的相关建议。

应对气候变化——农业减排和适应

农业在气候变化中的处境和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农业是大气中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和风险,它又是最脆弱的部门之一。因此农业部门是否能够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将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对农业减排和适应的策略选择和潜力进行分析,然后结合目前减排和适应的综合分析趋势来讨论农业减排和适应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最后将简单地分析中国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碳中和大势下的农业减排:英国推进农业“净零排放”的启示

农业不能在碳中和大背景下置身事外,各国政府需要进行更加系统周密的计划,并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以确保农业能够实现兼顾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既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又具有固碳能力的产业,农业与气候变化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农业的气候影响及减排潜能在所有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产业中,农业一直发挥着特殊且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元循环视角下数字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农业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引入工具变量后,这一作用仍然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农户小循环、产业中循环、社会大循环是数字金融减排提质增效的有效传导路径,且三者间呈现出良性耦合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农业碳减排主要是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实现;相比于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的数字金融具有更强、更显著的绿色优化效果。据此,为提升农业碳减排效率,提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科技体系建设、农户低碳发展、打造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等政策建议。

丹麦牲畜碳税加压农业减排

据媒体报道,丹麦政府近日就2030年起征收牲畜碳排放税达成一致,这将是全球农业领域首项碳排放税。按照丹麦环保业智库孔西托研究所的估算,奶牛作为丹麦畜牧业主要产品,该项政策实施后,养殖户每年需为每头奶牛最低缴纳672丹麦克朗(约合700元人民币)的碳排放税。丹麦是全球重要乳制品和猪肉出口国。农业同时是丹麦最大碳排放来源。丹麦政府希望借征收牲畜碳排放税实现缓解气候变化目标。

我国农机服务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

农业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厘清农业碳排放的增长逻辑有利于促进碳减排。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源数据,采用面板动态系统GMM模型,对农机服务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农机服务对农业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农机服务水平每提升1,农业碳排放量将会下降0.113。(2)农机服务可以通过调整种植结构从而实现农业碳减排。(3)农机服务对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抑制作用不明显;随着农机服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机服务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将会逐渐增大。提出优化农业机械装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对策建议。

农业信贷担保有助于实现农业碳减排吗?

基于2011—2021年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果以及如何影响农业碳排放。结果表明: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测试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有效。通过异质性分析可知,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在降低化肥、农膜以及柴油这三项的碳排放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低要素禀赋和高要素禀赋地区农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农村融资约束问题和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是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促进农业碳减排的两条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手段,在农业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发展具有可持续增长价值的绿色农业、明确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是实现农村经济的振兴至关重要的一环。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降低碳排放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绿色金融通过推动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农业实现碳减排;绿色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内比粮食主产区更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绿色金融与农业产业对接机制;增强绿色金融对农业产业布局优化支持;注重绿色金融的差异化影响,实施异质性减排策略等具体建议。

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探讨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协调发展机理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TOPSIS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我国2010-2021年各省份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综合发展水平及两者耦合协调度,进而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份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综合评价值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稳定上升趋势,区域差异均呈东、中、东北、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且仅有东部地区处于协调状态;大部分省份仍处于失调状态,区域之间耦合协调的阶段差距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居民收入水平、农业支出、人才资源和专利产出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促进作用,绿色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有负向抑制作用。

“双碳”背景下农业碳排放测度及减排对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上升,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农业碳排放作为温室气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重点议题。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碳排放量占比较高。本文构建农业碳排放测算模型,测度2008~2021年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并提出相应的减排对策建议。

农业减排固碳主要技术及其应用

介绍了农业减排固碳的主要技术途径,包括提高土壤碳含量、采取保护性耕作、发展立体农业、生物质能源利用、选用抗逆性作物等,并通过国内外农业减排固碳项目实例,阐述了固碳减排技术应用带来的多重效益。分析了在中国推广这些技术可能面临的障碍,如农民减排固碳意识不强、劳动力不足等。最后,以广东省为例提出了农业减排固碳的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业碳减排吗——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

厘清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中国2005—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而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并引入工具变量进一步明晰二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中、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西部地区不甚明显,粮食主产区中黄河流域省份相比长江、松花江流域省份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使得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下降,而这一种植结构的变化会促进农业碳减排,其中介作用份额占比为10%;(3)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存在单一门槛,不同农业机械化水平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碳排放量便会下降0.595%。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与农机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农业碳减排,其中介作用份额占比分别为12.9%和45.1%。第三,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会影响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渗透速度,进而扩大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第四,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碳减排存在单一门槛,不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下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第五,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与地形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数字经济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粮食主销区不甚明显;在陡峭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相较于平缓地区更强。

完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的创新思路

建立健全减排固碳制度体系有利于“双碳”目标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奠基时期(2015年以前)、快速发展时期(2015—2020年)和系统推进时期(2021年以来)。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存在缺乏专门性政策、政策协调性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标准体系滞后和农业农村碳交易市场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体系创新出发,深化财税制度、指导规划、管理制度、市场机制和法制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优化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为发挥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潜力、有序落实“双碳”战略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成熟度评价及其动态演进

明确中国各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所处阶段显然有助于针对性策略的构建以及“双碳”目标的早日实现。为此,该研究在对全国及各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成熟度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以协调发展度为指标探讨了其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2005—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成熟度呈现上升趋势,且相当数量的省份实现了一级甚至两级的层次跨越,仅黑龙江出现过一次层次下降,其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协调度由较高层次降至较低层次。(2)考察期内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整体成熟度虽存在一定年际波动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从演变趋势来看,农业能源碳减排整体发展度呈现“上升-相对平稳”的循环演变特征,而整体协调度与整体协调发展度则均表现出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持续上升”的三阶段变化特征。(3)考察期内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且省际差距处于缩小状态;三类地区同样处于提升状态但内部省际差距却表现出了不同特点,其中产销平衡区省际差距大幅缩小,而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省际差距却有所扩大且后者还呈现出了两极分化趋势。据此,该研究得到如下启示:一方面,基于政府部门的有力引导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推进省际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发展度与相对协调度的同步提升;另一方面,在进行必要经验总结并开展省际交流的基础上,各省份因地制宜探索新型减排路径;除此之外,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着力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通过二者合力推进农业能源碳减排。

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时空分异格局及减排优化路径

[目的]分析京津冀地区农业碳排放的时空分异特征,探索碳减排优化路径,为低碳农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根据IPCC指南测算农业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趋势分析法研究京津冀地区农业碳排放线性变化规律,采用ArcGIS断点分析法和核密度法分析京津冀6大农业区的空间演进趋势。[结果]从时间上看,京津冀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碳排放强度自2005年开始快速下降。与全国相比,虽然农业碳排放总量占比小,但是碳排放强度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坝上农业区和冀南农业区的碳排放水平最高。从空间上看,远离京津的坝上农业区北部,冀中原农业区和冀南农业区部分县域碳排放强度较高,而京津近郊农业区以及与其相邻的坝上农业区南部则保持轻低度排放状态。此外,根据核密度分析的结果,6大农业区整体碳排放强度在降低,其中京津近郊农业区和冀中平原农业区碳排放强度内部差异化程度较大。[结论]京津冀3省6大农业区应基于农业定位和资源禀赋在减碳和增汇两方面开展区域合作。未来应进一步考虑跨行业农业减碳合作。

乡村数字化可以促进农业碳减排吗?

数字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农业碳减排则是“三农”问题的难点,研究数字化与农业碳减排二者关系,有助于为农业生产领域“双碳”目标实现探寻新的路径。在构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指标的基础上,对2003-2018年30个省(市、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区域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对农业碳减排的动态影响呈现出产业差异,面临乡村数字化的冲击,种植业净碳汇在整个考察期呈现出稳定的正面响应,畜牧业碳排放则总体呈现出负面响应,从后期趋势来看乡村数字化对种植业的冲击力度要大于畜牧业;(2)乡村数字化水平提升可以显著促进全国层面农业碳减排,但乡村数字化水平对畜牧业的影响则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对种植业的影响则不会受到制约;(3)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和产业差异,有利于显著增加东部地区种植业净碳汇,显著降低东部和中部畜牧业碳排放量,但对中西部种植业和西部畜牧业不显著;(4)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碳减排,财政支农力度除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减排不显著外,对其他地区农业碳减排都比较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