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循环视角下数字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农业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引入工具变量后,这一作用仍然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农户小循环、产业中循环、社会大循环是数字金融减排提质增效的有效传导路径,且三者间呈现出良性耦合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农业碳减排主要是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实现;相比于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的数字金融具有更强、更显著的绿色优化效果。据此,为提升农业碳减排效率,提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科技体系建设、农户低碳发展、打造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等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深入探讨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于解决农业环境政策制定中的不一致性、提高政策实施效果、推动农业减污降碳的协同高效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基于2001—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农业生产数据,对各地区农业碳排放和面源污染进行测度,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各地区农业碳排放与面源污染的协同度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农业碳排放、面源污染以及两者协同度的时空演进特征;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从产业、要素和环境3个层面进一步探讨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1—2021年我国农业碳排放呈现先缓慢增长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农业面源污染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农业碳排放和面源污染主要集中于产粮大省和粮食主产区;2001—2021年我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现不断上升的演进趋势,各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农业集聚水平、作物种植结构、规模化经营程度和农业生产条件是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各因素的驱动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建议各地区建立健全农业碳排放和面源污染的协同防控治理体系和管控机制,构建共治、共享、共赢的跨区域农业碳排放与面源污染协同治理体系,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集聚水平,以推进中国农业减污降碳协同高效治理。

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的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脱钩效应分析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宏观统计数据,在测算农业碳排放量和面源污染量的基础上,论文利用灰色GM(1,1)模型和Tapio系数等模型,分析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的农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脱钩效应。研究发现:(1)2015年自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以来,我国化肥农药减量效果明显,实现了行动提出的零增长目标,并呈现负增长的趋势。(2)2015—2020年我国化肥、农药实际施用量较模拟值明显减少,化肥施用量总计减少5118.10万吨,农药使用量总计减少210.74万吨。(3)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具有显著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和面源污染减量效应,2015—2020年化肥碳排放量和面源污染量较预测值分别减少4583.77万吨、3326.76万吨,农药碳排放量和面源污染量较预测值分别减少1039.80万吨、105.37万吨。(4)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实施后,农业经营主体对化肥、农药的依赖不断减少,2016—2020年化肥、农药碳排放量、面源污染量与农业生产的脱钩状态由弱脱钩变为强脱钩。(5)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实施后,农业减污降碳具有协同效应。

我国农机服务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

农业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厘清农业碳排放的增长逻辑有利于促进碳减排。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源数据,采用面板动态系统GMM模型,对农机服务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农机服务对农业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农机服务水平每提升1,农业碳排放量将会下降0.113。(2)农机服务可以通过调整种植结构从而实现农业碳减排。(3)农机服务对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排放抑制作用不明显;随着农机服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机服务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将会逐渐增大。提出优化农业机械装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对策建议。

农业信贷担保有助于实现农业碳减排吗?

基于2011—2021年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果以及如何影响农业碳排放。结果表明: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测试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有效。通过异质性分析可知,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在降低化肥、农膜以及柴油这三项的碳排放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低要素禀赋和高要素禀赋地区农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农村融资约束问题和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是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促进农业碳减排的两条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手段,在农业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发展具有可持续增长价值的绿色农业、明确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是实现农村经济的振兴至关重要的一环。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降低碳排放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绿色金融通过推动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农业实现碳减排;绿色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内比粮食主产区更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绿色金融与农业产业对接机制;增强绿色金融对农业产业布局优化支持;注重绿色金融的差异化影响,实施异质性减排策略等具体建议。

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探讨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协调发展机理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TOPSIS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我国2010-2021年各省份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综合发展水平及两者耦合协调度,进而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份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碳减排综合评价值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稳定上升趋势,区域差异均呈东、中、东北、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且仅有东部地区处于协调状态;大部分省份仍处于失调状态,区域之间耦合协调的阶段差距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居民收入水平、农业支出、人才资源和专利产出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促进作用,绿色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有负向抑制作用。

“双碳”背景下农业碳排放测度及减排对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上升,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农业碳排放作为温室气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重点议题。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碳排放量占比较高。本文构建农业碳排放测算模型,测度2008~2021年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并提出相应的减排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

“双碳”目标的提出赋予了农业绿色发展新内容、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可以揭示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业绿色发展与减排固碳存在理论和改革实践两方面的逻辑关联。“双碳”目标指明了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减排固碳和低碳转型是当前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抓手;在相关重点领域更需注重低碳与绿色协同发展。“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面临多目标协同性不足、多主体治理格局未形成、低碳科技水平较低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挑战,需将“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遵循问题导向原则,探索相应的转型路径。

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研究

农业碳交易是推动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型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农业碳交易试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如何实现农民广泛参与和有效增收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为协同推动“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对农业碳交易典型试点状况和农业碳交易流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并从农民参与需求和收益潜力2个维度划分农业碳交易项目类型,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业碳交易项目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农民增收的效益来源包含管理机构的转移支付、农民的要素供给、中介机构的组织与指导以及消费者的产品购买。因此,需完善农业碳交易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农业碳交易支撑能力建设、激发农业碳交易社会服务活力、发挥农民增收利益共享机制作用。

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业碳减排吗——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

厘清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中国2005—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而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并引入工具变量进一步明晰二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中、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西部地区不甚明显,粮食主产区中黄河流域省份相比长江、松花江流域省份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使得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下降,而这一种植结构的变化会促进农业碳减排,其中介作用份额占比为10%;(3)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存在单一门槛,不同农业机械化水平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碳排放量便会下降0.595%。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与农机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农业碳减排,其中介作用份额占比分别为12.9%和45.1%。第三,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会影响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渗透速度,进而扩大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第四,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碳减排存在单一门槛,不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下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第五,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与地形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数字经济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粮食主销区不甚明显;在陡峭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相较于平缓地区更强。

完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的创新思路

建立健全减排固碳制度体系有利于“双碳”目标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奠基时期(2015年以前)、快速发展时期(2015—2020年)和系统推进时期(2021年以来)。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存在缺乏专门性政策、政策协调性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标准体系滞后和农业农村碳交易市场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体系创新出发,深化财税制度、指导规划、管理制度、市场机制和法制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优化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度体系,为发挥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潜力、有序落实“双碳”战略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成熟度评价及其动态演进

明确中国各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所处阶段显然有助于针对性策略的构建以及“双碳”目标的早日实现。为此,该研究在对全国及各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成熟度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以协调发展度为指标探讨了其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2005—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成熟度呈现上升趋势,且相当数量的省份实现了一级甚至两级的层次跨越,仅黑龙江出现过一次层次下降,其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协调度由较高层次降至较低层次。(2)考察期内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整体成熟度虽存在一定年际波动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从演变趋势来看,农业能源碳减排整体发展度呈现“上升-相对平稳”的循环演变特征,而整体协调度与整体协调发展度则均表现出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持续上升”的三阶段变化特征。(3)考察期内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且省际差距处于缩小状态;三类地区同样处于提升状态但内部省际差距却表现出了不同特点,其中产销平衡区省际差距大幅缩小,而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省际差距却有所扩大且后者还呈现出了两极分化趋势。据此,该研究得到如下启示:一方面,基于政府部门的有力引导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推进省际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发展度与相对协调度的同步提升;另一方面,在进行必要经验总结并开展省际交流的基础上,各省份因地制宜探索新型减排路径;除此之外,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着力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通过二者合力推进农业能源碳减排。

京津冀地区碳排放时空分异格局及减排优化路径

[目的]分析京津冀地区农业碳排放的时空分异特征,探索碳减排优化路径,为低碳农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根据IPCC指南测算农业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趋势分析法研究京津冀地区农业碳排放线性变化规律,采用ArcGIS断点分析法和核密度法分析京津冀6大农业区的空间演进趋势。[结果]从时间上看,京津冀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碳排放强度自2005年开始快速下降。与全国相比,虽然农业碳排放总量占比小,但是碳排放强度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坝上农业区和冀南农业区的碳排放水平最高。从空间上看,远离京津的坝上农业区北部,冀中原农业区和冀南农业区部分县域碳排放强度较高,而京津近郊农业区以及与其相邻的坝上农业区南部则保持轻低度排放状态。此外,根据核密度分析的结果,6大农业区整体碳排放强度在降低,其中京津近郊农业区和冀中平原农业区碳排放强度内部差异化程度较大。[结论]京津冀3省6大农业区应基于农业定位和资源禀赋在减碳和增汇两方面开展区域合作。未来应进一步考虑跨行业农业减碳合作。

乡村数字化可以促进农业碳减排吗?

数字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农业碳减排则是“三农”问题的难点,研究数字化与农业碳减排二者关系,有助于为农业生产领域“双碳”目标实现探寻新的路径。在构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指标的基础上,对2003-2018年30个省(市、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区域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对农业碳减排的动态影响呈现出产业差异,面临乡村数字化的冲击,种植业净碳汇在整个考察期呈现出稳定的正面响应,畜牧业碳排放则总体呈现出负面响应,从后期趋势来看乡村数字化对种植业的冲击力度要大于畜牧业;(2)乡村数字化水平提升可以显著促进全国层面农业碳减排,但乡村数字化水平对畜牧业的影响则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对种植业的影响则不会受到制约;(3)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和产业差异,有利于显著增加东部地区种植业净碳汇,显著降低东部和中部畜牧业碳排放量,但对中西部种植业和西部畜牧业不显著;(4)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碳减排,财政支农力度除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减排不显著外,对其他地区农业碳减排都比较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时空效应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关注数字经济减碳效应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引入社会化服务角度,通过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从时间和空间两维度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动态效应和溢出效应,以期为依靠数字化路径实现农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量化支撑和理论依据。结果发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通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这一路径会间接影响该抑制作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确实存在滞后效应,对将来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仍存在较强抑制效果;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他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由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增强,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提出要提升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时间红利等建议。

中国31省农业碳排放效率测算和时空特征分析——基于SBM-DEA模型的实证研究

根据当今时代气候变暖现象,农业碳排放的控制问题刻不容缓,提高农业碳排放效率是减少农业碳排放、实现“碳达峰”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2000—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农业碳排放量,构建SBM-DEA模型分析结果的区域特征,探究农业碳排放效率的真实影响,以供参考。研究发现,全国农业碳排放地区差异明显,各区域内部省份的农业碳排放量和农业碳排放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省份对农业碳排放效率提高的政策敏感性不同;低碳政策对减少农业碳排放量并提高农业碳排放效率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农业碳排放量减排效果与政策落实程度有关。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将为“双碳”目标下我国农业实现绿色发展提供路径参考。利用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相比,东南地区数字经济存在农业碳减排效应,数字经济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尚未突破“胡焕庸”线;数字经济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技术与结构效应实现;空间效应上,数字经济会显著抑制本地农业碳排放,但对邻近地区农业碳排放的溢出效应还未显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影响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以2011-2020年中部五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角度,探讨了绿色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在测算了中部五省地区的农业碳排放量和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构建STIRPAT拓展模型以深入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农业生产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技术水平(1.007)、富裕程度(0.996)、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水平(0.071)以及人口规模(0.024)。其中,对中部五省农业碳排放量有负向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技术水平和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根据上述结论得出,农业技术水平和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抑制农业碳排放。农业碳减排工作除了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出台政策法规等措施外,还应该注重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