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食粮水准、农业劳动效率与产业分工关系的量化辨析——近代长三角与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的比较

农业劳动效率是民众食粮水准和社会分工的基础。在近代(1840—1930年代)的长三角,常年下农家生产食物的农业劳动效率处于停滞状态;鉴于此,近代前后两个阶段,户均常年食粮水准没有变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几趋停滞。在工业化时期(1700—1880年)的英格兰,常年下农家生产食物的农业劳动效率呈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以此为基础,户均消费食物可折合的混合谷物相应提高,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

工业化时期英国自耕农数量的动态变化——以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计量与比较为视角

在工业化时期,英国自耕农的数量处于动态变动之中。具体来说,1660-1780年,他们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1780-1830年,他们的数量呈现激增势态;19世纪中后期,他们的数量保持增长势头。纵观整个工业化时期,英国自耕农的数量由初始阶段的160 000上升到终结阶段的217 049。从直接原因上说,工业化时期英国自耕农数量的变化是圈地运动、农业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英国自耕农数量增加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其本身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远高于社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计量分析

工业化时期(1700—1880)的英国农业既包括可耕地上粮食作物的种植,又涉及到草地上牲畜的养殖。从工业化初始阶段到工业化晚期,就单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折合的混合谷物而言,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有余。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促动了农业、非农产业的分工和土地的流动,推动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拉动了乡村社会的内需,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结构的变动。

近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量化分析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生产力的具体表现,是衡量农民生产能力的量化指标。在长三角地区,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近百年间,常年下农民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较为低下,而且处于停滞状态。影响农民生产能力的因素很多,从经济方面分析,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负担过重。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常年下一家人生产的食物不能支撑两户以上的人家,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和非农产业分工难以实现。

数字农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机制与实证

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农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农民可支配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四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一是数字农业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农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减弱;三是数字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影响越显著。为使数字农业充分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提出数字农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智能生产阶段是实现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智慧农服阶段是实现我国占据国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业链中高端,“双循环”阶段是实现我国占据全球数字农业科技制高点和掌控国际粮食贸易话语权。

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路径优化研究

[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总产值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日益增加并接近饱和,然而,农业生产效率未见显著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不足。在此背景下,文章以生产性服务融入农业生产可以有效提升重庆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为逻辑起点,研究农业生产性服务提升重庆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路径。[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在分析2002年以来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水平和趋势的基础上,利用中间投入率等指标着重分析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来源(供给)和去向结构性的变化,探寻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水平和内部结构的短板所在。[结果]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总体投入水平偏低,传统服务仍占主导地位,现代要素的投入不足,政府组织的作用有所弱化,农业的销售类服务需求激增,对种植业的投入是短板。[结论]通过提高政府责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整合农业全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供给、三产融合发展、培育新型服务主体可以优化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有效提升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

农业结构变革与苏南土地流转——一项关于开弦弓村的实证研究

1998年以来,在以开弦弓为代表的苏南乡村,在传统的'稻桑'农业和新兴的'鱼蟹套养'农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润差别。富有养殖经验的农家租赁天然水面、耕地,经营'鱼蟹套养';愈来愈多的农家把责任田转租给养殖户,从事二三产业。养殖农户从土地上获取了较高的利润,非养殖户得到了远高于其从事'稻桑'农业收入的高额地租。土地流转快速展开,常年下的土地流转率高达17%。土地的快速流转、农业结构转型的基石就在于'鱼蟹套养'农业结构带来的农业劳动效率的巨幅增长。

用活土地、科技、政策 切实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

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回答了“谁来种地”这个时代之问。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带动广大小农户科学种养、高效生产,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中坚力量。目前,全国有155万个种粮家庭农场、52万家种粮合作社。2022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成了46%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在稳粮扩油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持续发挥带头作用,用好以下三个“武器”。活用土地资源,适度规模化获取效益最大化。“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通过转包、租用、入股等方式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提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强化服务思维,发展全程、半程或关键环节托管服务,实现社会化服务的适度规模化,在降低成本上挖掘潜力。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粮食生产、消费与产业分工关系解读:基于Agr与Nagr表达式的分析——兼与日美韩相比较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日美韩四国的数据表明,在粮食进口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是农业和非农产业分工(或分工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条件。在中国,198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较低,出现了长期的温饱问题和知青下乡问题。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们的饮食构成中,肉蛋奶数量趋高,饲料粮出现短缺,粮食进口比重快速增长。按照目前的趋势,如果粮食进口比重继续增长,在日韩出现的'效率假象',将会在中国上演。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加快饲料粮的替代,同时,确保18亿亩土地红线不被侵蚀,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迫切任务。

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不仅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把握农业强国建设的特征内涵、目标任务,解决好重大问题、处理和平衡好相互关系,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道路选择。一、农业强国要体现国情全球农业强国有共同特征,也有基于本国国情农情表现的自身特点。从农业强国的一般表现来看,可将全球农业强国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农业资源禀赋丰裕,人少地多,以机械装备替代劳动力,强调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升表现的强势农业模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典型的规模化农业强国;一类是农业资源禀赋相对稀缺,人多地少,以技术、资本替代土地.

农民工市民化: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道路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同步发展,这是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课题。“四化”同步发展,核心是处理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与城乡两大区域互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观察,农业现代化要求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一般劳动力,极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而城镇化的本质要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