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农业发展质量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以湖北省为例

我国农业已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朝着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如何有效落实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通过从农业发展的生产效率、产业结构、绿色生态、农村发展和投入保障等6个方面,选取了20项评价指标,构建了农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北省为例,运用熵权TOPSIS法探析了2011—2020年湖北省的农业发展现状,并运用障碍因素诊断模型探究了阻碍湖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围绕阻碍湖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从完善农业区域分工协调发展,提升地区农业生产竞争力、优化全农业资本投入机制,强化规模效应、统筹农业投入要素,优化地区农业生产大环境3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湖北省及其他地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县域农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给县域农业发展质量提升带来的作用机制分析,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内2018—2020年12个县域城市为样本,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县域农业产业的提升展开详细研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县域农业的发展质量。第二,乡村经济数字化是影响县域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为乡村数字基础建设、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数字基础建设能够为县域农业发展起到基础性的平台作用,数字化的生产、流通、销售以及普惠金融是县域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第三,“四高型”县域农业发展质量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普通型”县域农业。据此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的融合,实施差异化县域数字农业发展策略等建议。

大庆农业发展质量评价与分析

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在推进现代化进程过程中,了解现阶段大庆市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农业发展总体质量,对指导大庆市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生产水平、农民生活水平,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构建了合适的大庆市农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参照近十年的农业统计数据,对大庆市农业发展质量进行科学的、客观的评价与分析。依据评价结果找到制约农业发展质量的因素,提出提升大庆市今后农业发展质量的对策,以期引导大庆市农业更好发展。

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空间视角的经验分析

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支持作用。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便解构农业发展的质量水平。通过引入空间视角,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系统考察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本省农业技术创新与邻近省份农业技术创新对本省农业发展质量具有显著促增作用,且邻近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本省的直接效应;本省和邻近省份的农业技术创新均通过农村人力资本以促进农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其中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最为突出。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助于强化本省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会弱化空间上其他省份农业技术创新对本省农业发展质量的促增作用。研究发现推动了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发展质量的相关研究,提出的政策启示也有助于我国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广东农业发展质量的对策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广东作为我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省份,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中应该领先于其他省份,但是广东省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农业发展存在很大差距。文章从广东省区域农业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出发,从财政支农这一宏观方面和科研创新这一微观方面来探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东农业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广西农业发展质量评价和障碍因素研究

从生产效率效益水平、产业结构调整水平、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投入支持保障水平5方面选取22项指标,构建农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基于2015-2019年的统计数据,对广西农业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分析,诊断障碍因素。结果表明:广西农业发展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综合评价值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广西农业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着重提高生产效率效益,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突出重视绿色生态发展,补齐农业高质量发展短板;持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激发农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不断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构建联农带农共享机制,落实农业高质量发展目的。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农业产业集聚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剖析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和农业发展质量。基于2011—2020年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的农业发展数据,采用区位熵和熵权法分别计算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黑龙江省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区域异质性。

数字乡村、技术创新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数字乡村、技术创新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分析框架,揭示数字乡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内在逻辑,对于促进数字乡村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农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主要结论:(1)理论机理分析及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显著促进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但对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3)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农业技术创新在数字乡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4)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据此,未来应加快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发展环境,挖掘数字乡村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基于区域异质性特点,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激发农业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尽早跨越数字乡村建设的门槛阈值。

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及异质性分析

根据新疆13个地州(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从农业发展、环境、资源、经济4个维度构建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测度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聚类分析对其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水平可分为3个阶段——快速增长期(2011—2013年)、发展下滑期(2013—2014年)、稳定增长期(2014—2020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北疆>南疆>东疆的态势。

水资源约束下科技创新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对于水资源不足的生态脆弱区,面对新时期农业高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厘清不同水资源约束下科技创新对农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互动关系,对于降低生态资源要素制约、提高科技创新驱动的匹配度与贡献度,提升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21年内蒙古12个盟市面板数据,在客观测度不同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引入受限因变量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系统探讨不同水资源约束下科技创新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不同水资源约束下科技创新均可显著促进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强水资源约束区科技创新所发挥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为弱水资源约束区的5倍;②科技创新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时滞性,且科技创新人才的影响效应也较为显著;③科技创新主要通过提升水资源利用的“节水”和“增效”作用路径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建立针对不同水资源约束强度的差异化科技创新支持政策,通过科技创新手段消除“短板效应”、强化水资源保障能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产业科技创新 支撑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省级农业科研院所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撑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持续提升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是摆在省级农业科研院所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为例,系统梳理了支撑区域农业发展的成效、创新做法等,剖析了现阶段省级农业科研院所面临的主要困难,进一步提出推动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组织化生产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转型、加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实现农业产业的宽度与深度拓展,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以此为目标指引,以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创新促进农民组织化生产升级,将更能实现先进生产工具的及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产运营的过程中还进一步催生产业融合、信息融合、平台融合等基础上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作模式,这将带来农业组织化生产的同步转型升级。未来为强化农民组织化生产的效力,应以经济与人才为基础,持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以产权治理和组织治理为重点,完善农民组织化生产的规范性;以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建设为契机,完善农民组织化生产的开放性。

数字金融创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创新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创新能正向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且该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间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创新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及欠发达地区更强。

以科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以河南省为例

农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藏粮于技”,必须要紧密依托科学技术这个“第一动力”,不仅实现农业“量”提升,更要推动“质”的飞跃。研究以农业大省河南为例,阐释了当前以科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农业科技创新资源融合能力有待提升等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机理、模式与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成为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从技术开发与场景接纳两个维度建构二维四相分析框架,并基于多案例分析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四种模式及其底层逻辑。研究表明:只有当技术开发与场景接纳达成高水平的均衡关系时,才能造就强赋能的耦合型模式;反之将导向悬浮型、弱质型和虚置型等三种弱赋能模式,同时四种模式之间会随着技术和场景的交互发展而转化。因此,在强化政府引领作用的同时,应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投入和运营机制,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推动弱赋能向强赋能转化,激发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数字科技、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以2013—2022年中国1866个县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科技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科技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科技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异质性检验显示,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地区和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数字科技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更强。研究结论为我国持续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全新思路与切实依据。

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基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本文从新型农业劳动者、新型农业劳动资料及新型劳动对象三个方面构建起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据此测度了2012-2022年31个省份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并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时序演变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水平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方面,各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在因果关系方面,新质生产力能显著促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还存在显著的正向外部性作用。

新发展理念下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理论框架、内在逻辑、实现路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南,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动力、实现路径等问题作出了回应。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利用创新发展理念,不断激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活力;利用协调发展理念,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向着更加均衡、协调的方向发展;利用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走向永续发展;利用开放发展理念,推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地开放发展;利用共享发展理念,推进共享型农业惠民。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农村产业和农地流转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可达性和长尾性,对解决农业这一弱质性产业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农业共享性发展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在支持农业绿色发展上的作用较弱;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速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施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加速产业融合和土地流转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金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条件;着重推动农业共享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增长赋能。

新发展理念下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

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特征,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对2013—2022年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时空演变特征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整体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协调发展、农业共享发展是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农业创新发展与农业开放发展相对较弱。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各省之间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主要源于东—西部与东—中部的区域间差异,但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