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异、变迁与赓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及行为(1949—1957)

在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演进发展历程中,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予以实施,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三部曲,农民对此呈现出多阶段、多阶层、多维度的心态与行为逻辑变化,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体。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传统思维惯行受到一定冲击,合作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与合作化后的农民心态与行为也呈现了迥异、变迁与赓续的发展轨迹,并与合作化进程紧密呼应。在国家政策与农民心态的博弈互动与碰撞中,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得以重塑,农民的心态与行为变化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农民互动,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集体化时期乡村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

国家整合与体制重塑:以1949-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考察

1949—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国家催生的基础上,大体经历了衍生发展、短暂异动、格局形成的"三部曲"。这一进程中,充斥着国家整合与体制重塑的色彩。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进程中,国家为推动性因素,集体为连接性纽带,农民为最终执行者。在经历了衍生、发展、高潮、异动与基本形成的进程后,农业合作化存续发展并作用于整个集体化时期。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农业合作化运动失误原因再探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因基础薄弱、,农业现代化要素发展不足,使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困难重重,难以凭借提高生产力来巩固合作社成果;同时,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与合作社对其成员的素质要求有一定差距,乡村行政效率降低所带来的工作方法简单粗糙、流于形式等都是运动中出现失误的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性问题再思考

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基本原理,对理论界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性问题的认识进行再探讨,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并非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现象,而是当时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并且在这些诸多因素中,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农民普遍的、狂热的拥护。但是,考察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农民的心态是复杂的,除少数的衷心拥护外,更多的是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而农民由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转变为狂热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是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与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相作用的结果。农民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不利于其主体地位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农民的这种心理源于缺乏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当今,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首要任务是塑造现代农民的独立人格。

近十年来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综述

本文概述了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的阶段、成果及热点、难点。

合作组织的效率:1952—1957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1952—1957年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同期中国完成了合作化,随后中国的农业陷入空前的危机。林毅夫以一个博弈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这场危机,认为1958年后国家剥夺农民退出合作社的“退出权”是中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在最初的成功之后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本文对这一解释提出质疑,指出林的理论难以成立的两个理由,并对中国的合作组织的效率做出评价。

必然还是偶然?——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原因再探讨

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基本原理,对理论界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性问题的认识进行再探讨,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并非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现象,而是当时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并且在这些诸多因素中,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信息误导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加速

1955年5月,毛泽东突然改变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对邓子恢的支持,由赞同农业合作社"停"、"缩"的方针转而强调"发"。对这一变化的原因,固然不乏角度各异的不同认识,但认真考察这场运动的后期状况不难发现,其加速乃至错上路线斗争之纲的背后却隐藏着特定的信息因素。这一"特定信息",成为毛泽东改变农业合作化进程的重要决策依据。

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遗留的任务,同时也开展了带有社会主义建设性质的工作,尤其是有步骤、有组织地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一场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学术界对此一直有着思考和研究,本文拟就研究的阶段、主要问题以及研究的意义,做一个梳理和探讨,以期在探索新型农业合作与发展的今天起到资政和借鉴的作用。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而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的主导观念与均平思想既加速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又容易使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停滞和徘徊。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农业合作化运动评价的新视角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5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社会的深刻革命.中国共产党把我国几亿农民顺利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从小私有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如何认识这一社会变革,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条件与目标、经验教训和历史地位,都必须联系我国生产力状况来考察.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重新审视农业合作化运动,才能对这一历史性事件作出客观的评价.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第一次反冒进的再认识

1953年春,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曾出现了急燥冒进倾向。为了纠正这种倾向,当时刚组建并由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中央的统一布署下,开展了一次反冒进的工作(后被称为第一次反冒进)。经过努力整顿,急燥冒进倾向得到有效的纠正。这一工作于1953年9月基本结束,而同年10月却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他认为:

农业合作化运动评析——从技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角度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3至1957年间,显示出积极的效果,中国粮食产量逐年增加;而在 1958至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生活贫困。从技术、制度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前期,合作社制度下的集体性团体劳动有效弥补了单户劳动的技术水平的不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当时与其说是制度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技术变革。后期,利益激励机制缺失,加之无外来现代化因素介入的原农耕技术水平(人力、畜力为主)的停滞,导致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超前的制度变革显现出其失误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再认识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其实也是一场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整合运动。中国共产党依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没有引起较大社会震动和农业生产没有减产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对小农经济的有效整合,铲除了农村中产生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避免了农村的极端分化,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也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以社会整合为视角,分析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得失,对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整合能力建设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用“生产力标准”对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再认识

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形式。山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用生产力标准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农民私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这不仅引起乡村土地关系发生改变,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乡村社会建立新的行政关系和统治权威,以及使新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农村调查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

1955年夏季之后,毛泽东经过农村调查,召开了三次会议,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随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原计划10—15年完成,实际上在3年半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因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农村形势再次紧张,出现农民闹退社现象。在间接的有预设结论的农村调查基础上,执政者做出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决策,这是关于农村调查的深刻教训。

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启迪

基于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的共同目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我们组织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有益的借鉴。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典型示范、国家帮助和农民自愿的原则;因地制宜,坚持与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坚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中心,土地规模经营协调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