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趋势分析——基于澳大利亚农业比重变化趋势的历史考察

从考察澳大利亚农业比重变化趋势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供产业政策建议,以加速实现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信息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内在规律

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基础性问题。针对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水平是否过高和是否过早过快下滑的争论,在综合归纳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典型事实和演化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以及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有机融合的独特发展特征,可以推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内在规律以及合理水平。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对内需市场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形成支撑作用的快慢,是决定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合理水平的核心因素。为此,一方面,中国要有更为积极的发展目标,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融合发展的系统性角度,尽快制定在2021—2040年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5%左右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另一方面,要有底线思维,将该比重长期稳定在20%左右水平。

完善工业反哺农业机制需要新思路

世界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800美元，非农就业率超过45％，农业增加值占ODP的比重低于40％，城市化率达到55％时，就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2005年我国人均ODP1700美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ODP的比重124％，非农就业比重55．9％，财政收入5万多亿元，农业对财政贡献500亿元，只占国家财政的1％左右。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浅析财政收入与GDP的分配关系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和劳务活动的最终成果，也即全社会各行各业新创造的价值之和。

金融业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业扩张对实体经济部门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全国数据来看,金融业扩张不利于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业扩张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以及不同地区的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金融业扩张对国有部门资本回报率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并且金融业扩张的制约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业扩张通过提高实体经济部门人均工资和融资成本两种机制来抑制资本回报率的提升。

科技创新:“第二个率先”的动力之源

省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试行）》为这一目标描绘了基本蓝图。“指标体系”中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自主品牌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住房水平”、

如何测估乡(镇)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国(或地区)经济实力最综合的指标,它是常住单位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其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作为目标考评的首选指标,愈来愈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在乡(镇)由于形势的需要,已相当广泛的自觉地进行测算,

中国金融扩张下的本土企业创新效应——基于倒U型关系的一个解释

2005年后,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对持续扩张和地区异质性两个核心特征,基于此,本文针对2005-2016年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与本土企业创新投入呈稳定的倒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我国各省份地区金融扩张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活动造成两面性影响效应这一基本事实。具体而言,其抑制效应主要作用于31.55%的本土企业、尤其体现在45.98%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创新活动方面。从企业内源和外源创新活动的细分角度看,我国各省份地区的金融扩张对31.38%的本土企业以及55.66%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的内源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而对企业外源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为主的民营企业方面。本文的一系列经验发现,为协调实现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合理扩张与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独特的经验证据,可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业“过度”扩张:中国的事实与解释

2005年之后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并且出现了超越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典型现象,表现为金融业“过度”扩张的特征事实。以2005年之后中国相继出台的银行业务和经营范围管制放松政策冲击效应为基础,构造相应的工具变量,可检验出中国各省份地区中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对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揭示出,中国情景下金融业“过度”扩张对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发现这种抑制效应是通过金融业“过度”扩张对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而形成。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内在动因,既与金融业扩张可以促进地区GDP的快速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偏向于发展金融业的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又与金融业扩张可以带来地区财政收入的激励动机有关;同时,还与金融业扩张可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筹集能力的激励动机相关。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中国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典型事实、判断依据与形成机制提供了独特的实证证据,也为检验和判断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