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之本,也是社会稳定之基。基于对CSS2021数据分析我国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方面,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家庭总收入、婚姻状况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参保情况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参保的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比未参保要高。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公平感、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评价、社会保障认知与社会状况评价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呈现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社会保障政策宣传力度,鼓励更多农业户籍人口参保;二是引导农业户籍人口树立理性的政策预期;三是了解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需求,提供更为精准的社会保障。

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贡献与其国民待遇的缺失

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由农民和农民工构成的农业户籍人口始终面临贡献与所得的失衡问题。在城乡关系上,我国长期采取“一国两策”;作为其延伸,城市劳动力市场也呈现出二元性。该文分析了“一国两策”及其在就业制度上的演化,指出其基于国民待遇原则的公平缺失,进而提出了建立国民待遇体制以最终解决这种失衡问题的一些思考。

我国农业户籍人口就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13)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13),从六个指标出发考察我国农业户籍人口就医满意度现状,并对就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业户籍人口对于就医的满意度处于合理水平。统计分析可知一方面医疗服务对于农业户籍人口就医满意度影响显著,如就医体验、就医机构的层次对于农业户籍人口就医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认知对于就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农业户籍人口的医疗安全感、政府医疗卫生服务评价、对医生信任水平、健康满意度、医保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对于就医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建议从改进医疗服务与提高社会认知等方面提高农业户籍人口就医满意度。

人口流动会降低生育水平吗?——基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再检验

以往有关迁移流动影响生育水平的研究仍存在一个盲点,即缺少流动人口孩子出生地的分析。在弥补这个盲点后,分别通过泊松回归与Heckman二阶段模型再次分析了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泊松回归结果显示,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数是农村本地人口的0.855倍,乡城流动人口的曾生子女数为农村本地人口的0.840倍,两类流动人口的累计生育率均低于农村本地人口。Heckman二阶段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农村本地人口的曾生子女数相比分别减少了0.237个与0.268个。因此,人口流动与生育水平降低确实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河北省入城农户人口市民化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壁垒逐步打破,农村居民大量涌入城镇生活和就业,该类人群受身份户籍、福利水平、教育程度、家庭负担状况等诸多因素影响,与城镇非农业户籍居民在生活就业条件上形成了较大差距。本文以河北入城农业户籍人口为研究对象,利用河北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深入揭示入城农业户籍与城镇非农户籍人口在劳动就业、文化素质、居住条件、老年生活、婚育状况等方面的二元差异,对设区市和重点县(市)入城农业户籍人口市民化程度开展评价,揭示影响市民化程度的关键要素,提出推进市民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中的两个盲点与生育水平再分析

指出以往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研究仍存在两个盲点:一是忽略流动人口孩子出生地对生育率统计的影响;二是忽略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居住时长与生育率关系的分析。在明晰两个盲点及其对生育率统计带来的影响后,分别通过时期孩次递进比计算时期生育率、采用泊松回归分析累计生育率,再次对流动人口生育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前三孩时期生育率大致在1.7上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数是农村本地人口的89.5%。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时期生育率、累计生育率均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我国人口大流迁背景下,后续研究也应该关注我国时期生育率该如何度量的问题。

隐性壁垒、城市融入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城镇化是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观测样本数据,借鉴城市融合和劳动力迁移相关理论,分析落户政策逐步放宽的背景下,中国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城市融入状况与落户意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城市意愿仅为1/3左右,且近几年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实证回归表明,良好的城市融入,尤其是心理融入有助于提高其落户意愿;城市融入可以解释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变异的15%左右,而相对贡献则高达50%左右。本文进一步分析代表性城市的落户以及社保、购房、子女教育等政策发现,虽然各地户籍限制逐步放宽,但依然存在各种隐性壁垒,这些壁垒可能是造成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经济、健康保障、社会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城市融入程度较低的关键原因。未来的城镇化不仅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等显性制度性壁垒,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各级组织设法减少经济、健康、社会以及心理等方面的隐性壁垒,增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提高流动人口异地落户意愿,避免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候鸟式迁移,同时防止农民市民化的反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