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及其农户增收效应研究——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农业和典型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物流业、金融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0—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与典型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四省市农业与典型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发展态势,基本实现了从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转变。重庆、四川农业与服务业各行业的融合水平较高,云南、贵州则相对较低;针对较高融合水平的川渝地区,重庆在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农业与金融业上融合程度都较好,四川则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上具有相对优势;针对融合程度较低的云贵地区,云南除了农业与金融业融合相对滞后外,在农业与旅游业、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的融合上均领先于贵州。计量检验显示,长江上游地区农业与旅游业、农业与文化产业、农业与物流业、农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增收效应均显著。因此,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应结合长江上游地区实际和空间发展特点,统筹处理好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及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推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有效发挥其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推动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均衡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基于收入水平视角,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0.5%。(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服务业发展、农民创业进而实现农民增收。(3)基于收入结构视角,数字乡村建设并未充分发挥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的作用,其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仅由提升经营性收入实现,分样本回归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仅在农民创业活跃度高的地区显著。(4)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数字乡村建设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增收效应更强,对城镇居民收入影响不明显。据此,建议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应制定差异化的行动方案,并从鼓励创业及财产流动的角度制定政策以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若干问题

2017年8月,原农业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就农业生产性服务工作作出部署的文件,目的是加快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导小农户通过生产托管来接受社会化服务,走服务规模经营的路径,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