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EBM、核密度估计、Markov链、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究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停滞不前,农业经济韧性波动上升,二者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但呈逐步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非均衡特征,西部与东部地区呈高水平“凸起”,东北与中部地区呈中低水平“塌陷”;耦合协调度内部流动性较强,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和异质性;产业结构对耦合协调度呈现“U”型影响,财政支农和环境规制表现为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论农业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和核心着力点。就理论层面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特征主要涵括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三个方面;从基本国情来说,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在于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生产领域的大幅拓展、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生产韧性的大幅增强和生产收益的大幅增加;从本质规定来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点应聚焦于推动颠覆性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并着力实施六大行动计划。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深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加强高水平农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强化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大国粮食安全保障——兼论“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

农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大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通过生产力的跃升解决未来“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问题。必须基于大国农业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实际状况,结合农业产业特性和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重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新时代大国粮食安全仍面临诸多挑战,对耕地和种子、关键核心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农业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保大国粮食安全需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补齐发展中的短板,促进农业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发生质的跃升,推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构建保障大国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为此,要不断深化、拓展和提升农业劳动对象,以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对农业劳动资料进行适宜性、革命性改造,打通农业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解决“靠什么种粮”“怎样种粮”“谁来种粮”问题的关键力量。

供需评价异化视角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的问题——来自江汉平原的调查问卷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价格是影响托管服务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基于江汉平原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供需双方对托管服务价格评价的调查结果,分析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目前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价格并不是供需双方一致达成的均衡价格,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属于不完全市场,托管服务价格水平普遍偏高,供给方有让利给需求方的空间和动机,但存在供需错配问题,托管服务价格及补贴政策对供需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应完善供需沟通渠道,加强服务标准建设,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方式,优化托管补贴对象,加强政策宣传和明确补贴指向,以促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

农业生产托管与保障粮食安全——基于江汉平原的调研证据

农业生产托管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通过对江汉平原的调查发现,农业生产托管能较好的激发农户种粮积极性,但在提高粮食单产、增加种粮收益和水稻绿色生产方面作用不显著,其根本原因在于耕地细碎化。因此,建议引导和支持村镇耕地集中连片,重点支持薄弱的托管环节,加强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指导和监管。

新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路径与策略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政策扶持下迅速发展,农业机械装备总量与作业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主体与业务范围日趋多元,服务形式不断创新,规模服务主体组织带动农户优势凸显,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功能作用不断升级。然而,该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产业仍处于辅助性地位、服务供给不足、机械化作业环节发展不均衡、服务组织数量和融合度不足以及服务短板突出。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新时期的发展策略: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合作方式;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范发展,推动各地建立服务标准;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方式;加快培育有实力的服务组织,创新服务供给形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补齐服务短板;切实发挥村集体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中“统”的作用。

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及提升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农业新质生产力既具有新质生产力一般特征,又兼具不平衡性、开发与保护的二重性、资源禀赋的先决性及创新主体多元性等特殊性。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基础,但要素错配、生产关系失调、人力资本不足、资源环境约束、观念冲突束缚等因素对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挑战。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畅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坚持技术研发与应用并重、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新质人才培养环节,有助于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潜能。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影响——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表现出碳减排效应。理论上,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赋能农业碳减排。实际操作中,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利用中介模型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东部的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但是这种减排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减排效果明显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在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31.1%。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时代,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能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来自数字普惠金融视角的新解读。数字普惠金融既能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能推动农业资本深化,加快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收敛。在高附加值农业比重大、粮食业产量占比高以及农村金融市场完善的国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提升互联网普及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快农村信息化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普惠性融资支持,创新农业信贷支持投融资模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基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全国10省1032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显著提升农民种粮收益,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使农民种粮收益提高2.77%。(2)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小农户,规模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提升种粮收益;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不仅促进兼业农户增加种粮收益,而且促进纯农户增加种粮收益;相较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粮收益提升效果更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通过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据此,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制定出台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差异化政策,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实现农民种粮收益提升。

农产品贸易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农业绿色化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选择SBM-ML指数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因此,各省份要推动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依照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探讨环境规制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灌溉设施水平和农业规模化水平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发挥正向效应,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异质性,U型关系在中部地区仍旧成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使U型曲线拐点右移且形状变平缓,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生产管控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数字孪生技术作为一种多尺度、多物理的技术手段,能够实现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实时同步和高保真度的数据交互与融合,因此这项技术在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实时监控、预测分析和决策优化方面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开始初步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管控中。为了分析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生产管控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概括并分析了数字孪生技术在大田、果园、温室、畜牧以及农业装备等不同生产场景中的应用实例,探讨了其发展现状。然后探讨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数字孪生五维模型,并分析了物理实体数据感知、虚拟实体构建和虚实交互与数据驱动等关键技术。最后,根据现有应用和关键技术分析,提出了数字孪生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智慧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必须跳出单一场景和阶段的应用框架,实现对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孪生与智慧管控服务。

数智化推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数智化是主攻方向。对数智技术、农业数智化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进行概念界定,指出高素质农业劳动者和范围更广的农业劳动对象、高技术含量的农业劳动资料、农业科技和管理创新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科学内涵。同时,从提供基础性资源、创造高水平人才支撑、夯实科技保障、打造新业态新模式四方面构建数智化推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最后,提出通过数智化优化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完善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立农业数智人才培育体系和围绕农业绿色发展进行战略布局等路径,以数智化推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农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本文通过SBM-GML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各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和农业绿色TFP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农地流转能够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得益于技术效率改进。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的是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但在西部地区却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工作进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加快研发、推广和应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构建区域协作互助机制促进地区交流,进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我国农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变

基于2011—2021年中国内地地区30个省市(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和东北4个地区,采用DEA-BCC模型对不同地区的农业数字化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和比较;在此基础上结合莫兰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并进一步结合农业数字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探索农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农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水平较高,但只有少数省市处于“最优状态”,地区之间差异性明显;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集聚”与“分异”并存特征;农业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在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下处于增长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指数最高。

农业生产托管对小麦种植户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

【目的】分析河南省小麦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验证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的福利效应。【方法】在理论分析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河南省918个小麦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的福利效应,并用农户受教育程度和经营规模两个特征变量对农户福利效应进行了分组分析。【结果】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规模越小的农户,其农业生产托管的福利效应水平越高。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托管驱动因素发现,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托管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地块数量和农户距中心城区距离对其选择农业生产托管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为促进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应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多种渠道引导农户外出务工就业,适当调整当前农机补贴政策,采取适当方式开展地块整理合并。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作用机理、问题障碍与应对策略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缩小与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差距、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举措。数字技术是影响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变量。在微观要素层面,数字技术促使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能大幅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产业中观层面,数字技术促进了农业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及其内部的协作,不断催生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了农业深度转型升级;在宏观层面,数字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化、农业生产组织化以及农村产权制度完善,优化了农业生产关系,使其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存在农业基础数据的采集、联通落后于数字技术应用需求,农户涉农数字技术采纳意愿不强,数字技术开发面临经济性困境,政策和改革工具与数字技术工具不匹配,以及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滞后迟滞数字技术应用等问题障碍;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还存在数字斥农、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数据安全等风险隐患。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规避可能的风险隐患,急需优化相关制度和政策创设。

农业保险、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绿色生产

为探讨农业保险、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绿色生产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包含农业保险、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绿色生产的C-D生产函数与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农业保险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从而实现农业绿色生产的作用机制;其次基于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采取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农业保险的风险分散效应与农业规模化经营、技术效应与农业绿色生产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刺激农户参保,通过其保障性强化风险分散效应,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并通过技术效应助推农业绿色生产。农业保险可以通过农业规模化经营助推农业绿色生产,因农业规模化经营中机械化水平不同农业保险对农业绿色生产的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农作物种植面积多的地区,农业保险助推农业绿色生产的效果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少的地区更好;在机械化水平高的地区,农业保险助推农业绿色生产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