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农业服务能力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本文以农业发展为研究对象,站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从社会化服务的角度对强化农业服务能力、提升农业经营效率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重要举措的回顾,从中梳理出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其次,对近年来我国各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最后,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详细介绍了强化农业服务能力提升农业经营效率的相关举措。

土地制度、合约选择与农业经营效率——全国6垦区18个农场经营方式的调查与启示

推进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政策目标。不同经营方式的差异源于在公有土地上达成的地权合约差异,农业劳动监督难题是影响农业经营效率的关键因素,任何一种合约形式都是基于具体约束条件的权宜性选择。比较国有农场与农村的经营状况发现,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理想的经营形式,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公共生产环节问题,是改善家庭经营的关键。农业劳动监督成本可通过技术改进和特定合约安排来降低,成功建立起经营组织内部激励机制之后,组织化经营方式也可以作为备选项。土地公有制为不同地权合约安排提供制度空间,可调整的土地产权制度,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朝着更高效率的方向演进提供条件。

农业补贴政策背景下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研究——基于辽宁省农户调查

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是考察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辽宁省农户调查,利用DEA-Tobit两步法,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多数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效率较高,农户经营农地最优规模效率的最优规模出现在5-15亩之间,占规模最优总户数的74.65%;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纯技术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农户经营农地的最优纯技术效率的最优规模出现在5亩以下,占规模最优总户数的72.73%;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综合效率还处于初级水平,最优规模分散;农业补贴水平对农户生产经营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对有效制定农业补贴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把家庭农场培育成高质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已于近日正式发布。这个指导意见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建立健全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的具体举措。

河南省农业保险经营效率的实证研究

农业保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政策性保险,能够有效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稳定生产。通过建立DEA模型分析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5年的农业保险经营效率,可以发现,我国各省区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率不均衡,其中河南省的农业保险经营效率排在中等水平,存在供给和需求不足、财政补贴制度不完善、基层管理混乱、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等问题。相关部门应完善财政补贴制度,培养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多方监管体系,加强农业保险宣传教育,鼓励通过服务和创新适当竞争等。

蔬菜种植农户经营效率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津县花源镇的调查

文章基于对成都市新津县花源镇29户农户的调查,利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花源镇蔬菜种植户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在效率测算方面,农户纯技术效率较高,但总体经营效率较低和综合规模效率较低,其中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未达到最优。以经济效益为农户经营效率的评价指标,花源镇蔬菜种植农户的最优经营规模区域为21亩~27亩。变量“是否为村组及以上干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资金投入”对农户的经营效率有正向影响,而“务农年限”与农户经营效率呈反向变动关系。据此,文章尝试提出:加强农户农业技术培训;倡导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渠道加大农业资金支持等建议,以提高农户经营效率。

试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农业信息化

以现代农业发展为背景,从计算机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到农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的农业信息化机构、我国的农业信息化及其发展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农业信息化,并提出了我国实现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可能路径。

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的实践探索

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在农业信息化方面取得的成果,认为发达国家在农业环境监控信息化、农业自动灌溉施肥信息系统、病虫害远程诊断系统、食品安全信息化、土地利用和管理的信息化、通过农业信息化改善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通过农业信息化沟通城乡信息提高经营效率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比较研究——以4省玉米种植经营主体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把握玉米种植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分析测算了山东、安徽、河南、辽宁4省玉米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并通过Tobit模型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玉米平均生产效率最高,山东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玉米平均生产效率最低。分主体类型看,农业企业的玉米生产效率最高,其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平均生产效率相对最低。生产经营特征中机械化深度在1%显著性水平下对玉米生产效率存在正向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年龄对玉米生产效率存在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标准化玉米种植技能培训,积极培育玉米优质高产新品种;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学习新技术,进一步提高其社会化服务水平等政策建议。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研究——基于交易成本角度

随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迅速发展，如何评价农业保险的效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对于交易成本与农业保险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鲜有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本文从交易成本角度，建立农业保险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使用Berger、Cummins和Weiss的附加值法来确定投入和产出变量，利用2007～2012年中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数据，实证研究交易成本角度的中国农业保险效率，包括农业保险行业效率、农业保险交易效率和农业保险经营效率，以评价我国农业保险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竞争力。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实证研究:基于交易成本角度

随着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迅速发展，如何评价农业保险的效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对于交易成本与农业保险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鲜有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为此，本文从交易成本角度，建立农业保险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使用Berger、Cumrnins和weiss的附加值法来确定投入和产出变量，利用2007-2012年中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数据。实证研究交易成本角度的中国农业保险效率，包括农业保险行业效率、农业保险交易效率和农业保险经营效率，以评价我国农业保险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竞争力。

农业农村大数据政策何以促进农民增收?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关键所在。文章以《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的实施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21年我国27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实证探讨农业农村大数据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农村大数据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民收入;其作用机制通过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提升农村数字应用水平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大数据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项目异质性,政策正向显著影响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农民收入,负向影响东部农民收入,且对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类型产生不同影响,四大试点项目中的市场化建设与运营机制对农民增收效应最显著,但不同类型的项目对不同区域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此,必须进一步明确政策导向、健全政策体系、抓好政策试点等,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业农村大数据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

四川省现代农户家庭农场培育行动(2019~2022年)

根据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四川省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四川省现代农户家庭农场培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