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兼论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

美国、欧共体反垄断法的竞争规则不适用农业领域特定行为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在于农业生产者的弱势地位和生产风险的防范,目的是追求效率和实现正义。即使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豁免也仍然存在其合理性。而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的实施,则需要明确界定农产品和农业经济组织的概念,同时必须对农业豁免采取一定的限制,建立农业豁免的监督机制和撤销机制。

以美国为鉴,论我国农业豁免制度中的农村经济组织

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了农村经济组织适用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但是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含义和外延并没有明确规定,现实中也没有现成标准可以界定出农业豁免制度中的农村经济组织,美国立法和司法判例为研究我国的农村经济组织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我国农业豁免的农村经济组织必须以保护成员利益为最终目的,突出民享、民有、民管的特征。

中国《反垄断法》中农业豁免的局限性和出路分析

农业经济运行中允许相当程度的垄断和排除激烈竞争,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在分析中国《反垄断法》中农业豁免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尚存的如豁免主体和豁免对象界定不明、豁免行为类型限定不清等问题,提出应进一步扩大农业豁免主体范围,将以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纳入其中,限定《反垄断法》农业豁免的农产品为不包括经过初级加工的农产品,规范审查《反垄断法》中农业豁免行为,继而稳定农产品市场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论我国《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中的“农业生产者”

我国《反垄断法》第56条对农业生产者的联合行为进行了豁免,这虽为我国的反垄断豁免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却未能对农业生产者的内涵给予明确的界定。我国的立法与实践的界定路径因其自身的不足不能满足《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需要,美国的立法及判例经验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但我国的国情又需要我们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去探讨我国《反垄断法》语境下的农业生产者的含义。

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反垄断法农业豁免的协调

农业产业化作为国家战略之一,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而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律的核心,对于排除和限制竞争,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保护伞。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二者的矛盾也不断显现出来,如何协调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反垄断法对于竞争秩序的维护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界定农业产业化和农业豁免规则,分析农业产业化的现状及问题,参考美国农业豁免的经验,对二者的协调统一的路径提出了建议。

美国农业豁免行为范围的研究

农业豁免制度不是无条件的豁免,农业主体的行为是其能否得到豁免的重要衡量因素之一。中国《反垄断法》第56条虽对农业主体可豁免的行为类型作了规定,但未对可豁免的范围及性质作详细的规定,不利于农业豁免行为在司法中的审查。美国是最早设立农业豁免制度的国家,美国立法和判例都对农业豁免的行为有十分详细的规定,研究和探讨美国在农业豁免行为范围的界定,对中国的农业豁免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价值简析

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农业豁免制度，这是一项允许农业领域进行适度联合或协同经营的基本规定，该项豁免不仅没有违反维护竞争的反垄断法基本价值取向，而是一项具有符合农业领域特点，促进经济发展，保证民生的重要价值的合理的法律制度。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研究

反垄断法的农业豁免制度是农业市场领域各方利益主体竞争和平衡的结果,基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原子式结构和农产品本身的特性,农业豁免是各个国家的反垄断法普遍接受的特殊制度。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农业豁免实质是各方主体在追寻自我利益的基础上,在利益集团的参与下,针对农业领域的特殊性作出的协调措施,其基本的制度价值是在维护竞争和允许监管的双重体制下的实现农民利益的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我国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浅析

阐述了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的内涵,明确了我国农业经济对于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的需求所在。分析了我国现有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中存在的四点不足,进而提出了健全此制度的四点合理化建议:制定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的实施原则、拓宽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中农产品范围、补充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中限制性规定、明确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的执行流程。

在华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垄断风险之防控:从豁免走向限制性豁免

知识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正经历着由经验向科学的转型,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科学管理方法在农业产业中的广泛应用,缔造了崭新的现代农业。与之相适应,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利用技术、资本、品牌、管理等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自己对农业产业的控制与垄断能力,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垄断风险。而传统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为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垄断提供不当"保护",非但不能很好地实现农业豁免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会严重损害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应对这一新挑战,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亟需变革。就我国而言,针对目前立法所规定的豁免制度之缺陷,乘《反垄断法》启动修改之东风,实现从豁免制度向限制性豁免制度的转型,正是对这种变革需求的积极回应。通过完善立法,在我国确立以主体豁免限制、经营领域豁免限制及经营行为豁免限制为主要内容的"限制性豁免"制度,是有效防控在华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垄断风险的重要对策。

适用农业反垄断豁免的主体界定

反垄断法第56条是我国农业反垄断豁免的法律根据。从该条保护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立法目的解释,农业生产者是在农业领域(大农业),直接从事农产品(初级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的农民、农业企业及其他组织。农村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据民有民管民受益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合作性经济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

反垄断法对农业产业化制度性的影响

反垄断法中对反竞争行为的制度性规制是市场经济追求的公平、自由竞争秩序的体现与维护。但是在农业领域,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却需要适用农业豁免制度来保障。通过对美国农业豁免制度及其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公共选择现象的解读,本文论证了作为我国农业基本发展方向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需要走坚持竞争理念、依循豁免制度、执行产业政策的推进路途。在反垄断法及其豁免制度的管控与保障下,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农业主体的经济利益追求,而且对提升我国整体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大有助益。

欧盟植物品种保护法对“农民特权”的限制及其启示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农民特权的规定都经历了一个完全不进行限制到逐步限制或部分限制的过程。欧盟植物品种保护法关于农民特权的限制性规定对于我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适度限制"农民特权"有利于保证我国育种水平的均衡发展;我国应当根据农业发展实际适时调整对"农民特权"的规定。在"农民特权"和育种家利益两者都要保护的情况下,因对"农民特权"进行限制而引起的负担可以由国家通过良种补贴等方式来加以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