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切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仍会面临主观认知和客观认同“双重缺乏”、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城市生存成本压力大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要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度;以政策保障缓和市民化过程的个人成本为导向,优化政府出台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技能的转移人口为目标,实现培训内容同社会需求相匹配,技能难度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相平衡,全方位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现实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优化探究

农业转移人口是指离开农村入驻城市的群体,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发展成果的过程即市民化过程。市民化对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包括市民化的成本较高导致各利益方负担较重,文化程度和落户质量较低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城镇容纳能力不足等。在剖析相关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优化策略。

基于社会态度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要理念,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CGSS 2021数据,采用Probit与Logit双模型分析医疗与养老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协同作用,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究社会信任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考察安全与幸福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有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社会保障的普及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对社会的信任度并促进了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当安全感知水平较低时,农业转移人口因对医疗保险水平的需求度更高而有利于促进市民化;当幸福感知水平较高时,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助于影响农业转移人口主观能动地加入市民化进程。建议优化保障体系、民生、环境与沟通,从提高安全感知、幸福感知水平,以及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等方面出发进行改进与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新型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以期满足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的逻辑嬗变、主要类型及推进路径

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趋势日渐明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成为优化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进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目标任务。在各项战略政策实施见效、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的市民化逻辑发生了嬗变:空间层面上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城乡两栖”,职业层面上不再需要完全脱离农业,身份层面上城镇户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观念层面上随时随地都能学习现代化生活方式等。空间、职业、身份和观念四个方面的传统定义不再适用于县域市民化,农民的收入成为其是否市民化更为科学的判断标准。当下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主要有产业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婚姻城镇化等多种路径,产业城镇化路径下的县域市民化相较于其他两种更易获得成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还应主要致力于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降低他们的生活支出,并立足县域实情大力发展产业。

数字经济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吗?

文章利用2018年CLDS数据,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分样本回归和半参数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效应仍然存在。分位数回归显示,在市民化的不同分位点上,数字经济的边际贡献存在较大的差异。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单一门槛效应。此外,通过传导机制分析证实社会资本与个体年龄分别在数字经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中发挥出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由此提出提高城市数字经济水平,搭建数字化政务平台,推广数字化服务,探索数字化新模式;农业转移人口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提高其应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意识、意愿和能力的建议措施,以更好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干预的理论逻辑、责任边界和价值伦理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是一个产业人口非农转移的经济过程,又是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流动过程。市民化的巨大社会效益和公共事务属性,基于劳动价值分配原则对该群体进行价值补偿的公平要求,以及市场在调节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失灵,是政府干预城镇化进程、承担市民化治理责任的主要逻辑因由。政府公共干预的责任边界在于提供良好的城镇化政策架构,并为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待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干预的价值选择,应遵循人民城市的建设理念,开启融汇而非同化的市民化群体融合导向,确立城乡共融的包容性市民化价值方位,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涵养精神气质和文化风格。

地方政府注意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本文基于2009—2021年290个城市发布的3595份《政府工作报告》,运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技术评估地方政府注意力,从城镇化的角度探讨地方政府注意力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结合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地方政府注意力都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高房价城市中,地方政府注意力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拥有更高人力资本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农业转移人口更易受到地方政府注意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通过提升公共服务增量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归属感,间接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此外,社会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地方政府应优化注意力资源配置,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网络问政平台,设计并完善多维度的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家庭化迁移——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福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对比数据,本文从公共服务可得性视角考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其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市民化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独自迁移、非核心家庭式迁移、半核心家庭式迁移等非完整化迁移的概率,提高完整核心家庭式迁移的概率,影响途径为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在当地的归属感。市民化对家庭化迁移完整度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中差异不大,但在流动时长、照顾父母便利性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即期收益、长期收益及成本的综合作用下,就业、住房、医疗市民化程度对更完整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保障市民化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不显著,教育市民化则对不完整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较高生活成本下,通过先行不完整迁移获得代际流动长期效用,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一种选择。

户籍身份转换让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了吗?——基于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的视角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方法)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两个视角检验农业转移人口在实现户籍身份转换后(即农转非)是否更好地融入城市。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实际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来看,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与城市户籍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户籍转换劳动者在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已较好地融入城市;其次,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客观收入水平与实际社会地位平均高于农村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最后,从主观指标来看,农村户籍劳动者群体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主观评价高于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而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主观评价指标则高于城市户籍群体,原因可能是:与城市相比,农村户籍及户籍转换劳动者实际工作总收入及ISEI指数提升速度相对较快,心理上的满足度也较高,也可能是受“知足者常乐”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证实了尽管经过多轮户籍制度改革,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农村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仍旧低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农转非劳动者与城市户籍劳动者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差距并不显著,户籍身份转换劳动者群体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社会,说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确实有助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社会地位。基于此,提出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市民化成本共担、收益共享机制等建议。

75年来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

“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最大历史性变迁。迈向城乡中国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由此推动多元城市生态的形成。在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规律、分类施策和集约高效的四个基本要求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通过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行动路径,绘就一幅多元城市生态的未来图景。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意愿及能力——研究综述及展望

本文回顾总结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内涵、意愿、能力和意愿、能力提升策略的研究现状,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我国市民化热点问题研究的相关脉络。经过梳理发现,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诉求的持续转变,对市民化内涵及阶段划分的研究不断深入;户籍制度等阻碍作用的弱化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影响市民化意愿及能力的主要因素;市民化意愿及能力的提升可以从个体、制度、经济、社会、心理等维度出发制定相应对策,而完善的成本分担机制是市民化意愿及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此外,结合以往研究及市民化过程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本文提出了未来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方向。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要求,要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能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文章选择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卫生服务能够显著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且在东部地区、一线城市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同时,在东、西部地区的非一线城市中,有公共卫生服务需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高。此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还受个体特征、职业类型、工资收入、家庭结构及流动原因等因素的影响。最后,文章从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水平、区分公共卫生服务目标差异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演化、现实挑战与施策重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工作逐步深化,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当前仍面临迁入地、迁出地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因素的三重障碍,体现在迁入地财政和用地压力较大、落户政策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匹配、农村“三权”退出不畅、农业转移人口购房能力不足以及城市融入度较低等问题。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未来亟需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发挥农村“三权”退出的支撑作用以及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策五个方面重点持续发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大意义与行动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稳定劳动力供给,扩大消费需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重要支撑。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重点领域供给,提升稳定就业能力,加大配套落实力度,统筹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教育推动机制研究

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遇到的困难虽然有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等外在原因,但很大一部分问题如“收人太低、买不起房、生意不好做、难以找到稳定工作”,均和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有关。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的转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环节,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不仅受到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更与自身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流动范式对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水平是促进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水平呈现总体低位、代际递降、群体分化的显著特征。流入范围、城市规模、流动频率等流动范式因素既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水平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养老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而间接影响其生育水平;但其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核心主导地位,凸显流动范式影响的路径直接性。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流动频率的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生育水平显著降低;对比省内农业转移人口,跨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水平相对更高。流动频率的影响效应远大于流入范围和城市规模,凸显流动范式影响的类型异质性。而流动范式的影响效应沿着农业转移人口代际结构的演变而呈现代际递增的变化趋势,凸显流动范式影响的代际结构性。为此,需要根据流动范式的具体作用机制,制定差别化生育激励政策,进而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育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

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户籍门槛的调节效应视角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对实现内循环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具有深远意义。理论上,公共服务的改善有助于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落户意愿,但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实际情况复杂多变,制约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120个地市的匹配数据,文章运用Probit模型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从户籍门槛调节效应视角研究了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公共服务能够有效提升落户意愿,但户籍制度会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均等享有公共服务,从而削弱了其吸引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户籍门槛对中青年、省内独自流动以及超大特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优化财政转移支付与区域协作、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基于居住证的公共服务机制,并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和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的诸基本要素中,只有人口既是生产者(供给侧要素)又是消费者(需求侧要素),而且还是其中唯一的能动性要素,人力资本、管理禀赋、技术创新等发展新动能均需要乃至依赖人口素质的提升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综述与展望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现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市民化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虚高。现阶段,有较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方面的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回顾和整理国内学者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的相关成果,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构成、分担成本精确化计算及量化方法阐述、成本分担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论述。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不断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的深入研究,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