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视角下我国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研究——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化迁移消费效应作用渠道的分析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城镇化反过来又促进产业发展。因此,产城融合是城镇化的必要选择。同时,住房市场和城镇化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本文立足于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对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研究,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化迁移消费效应作用渠道的探索,分析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对产城融合和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目前完善我国城市低成本住房制度的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的超大城市偏好与家庭联合迁移决策

夫妻双方同时外出务工以及在超大城市集聚是农业转移人口城乡转移的重要趋势。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多元选择模型,考察了已婚农业转移人口的超大城市偏好与七类联合迁移决策,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夫妻同时外出务工是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相对于妻子,丈夫外出务工的概率更高,且更加偏好超大城市流动;迁移至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用于家庭照料的时间投入和经济回报是有差异的,随着家庭孩子数量增加,夫妻迁移至两类城市的概率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丈夫迁移至超大城市、丈夫迁移至其他城市、妻子迁移至其他城市的概率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和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相比,在家庭孩子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夫妻双方外出务工的概率均更高,且丈夫迁移至超大城市的比例更大。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策略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连。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是农村向城镇迁移的不完全、不彻底,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提高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持久性。本文在总结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的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分析阻碍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主要因素,提出要以户籍为先导、以土地为重点、以住房为基本,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的阻碍,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基于家庭视角的农业转移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针对现有农业转移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对居留分类较为笼统、大样本分析缺少家庭视角的问题,本研究借助2017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综合考虑家庭因素、介入因素、流入地因素和流出地因素的影响,研究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转移人口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定居三类不同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家庭因素中,经济条件和儿童抚养需求是居留意愿的基础,家庭规模越大,越难以做出短期居留和定居决策;(2)介入因素方面,就近的梯度迁移更有利于长期居留和定居,迁移时间、城市规模差和家庭同住比的提升有助于长期居留和定居意愿提高;(3)流入地的城市规模、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入都是定居的重要影响因素;(4)在流出地拥有宅基地和承包地等资产及家人留守倾向于阶段性居留。

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理论与实证研究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推广,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跨区、跨省迁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而自发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迁往何地是遵循经济理性原则的。基于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从收益成本的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测算模型;采用我国31个省区统计数据,测算2013年各省区农业转移人口的省际迁移收益矩阵、人口外迁拉力和内迁引力,分析表明:各省区内迁引力差距巨大,而外迁拉力基本一致;农业转移人口是流入本省区城镇还是流向外省区城镇,主要取决于本省区的内迁引力,内迁引力大于外迁拉力的省区即为人口净迁入省区。进一步的预测分析表明,各地人口还会流向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人口迁出地区需要有超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加快改善劳动力收益状况,才能留住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

农地流转对农业转移人口迁移意愿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以南京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以推—拉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层面、农业生产层面、农地流转层面选取14个分析指标,分析参与农地流转的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城市的意愿.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性别、年龄、家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学龄孩子、农地流转期限、农地流转收益、农地流转稳定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建议提高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城市意愿.

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战略任务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表现出的特点是:流动人口数量继续增长,人口流动向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人口迁移流动存在“南强北弱”和“北人南迁”趋势,人口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增长更快,人口更明显地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聚,带来超大、特大城市数量增加,并在此基础上带动若干核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等。结合人口迁移流动态势,直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所面临的战略任务,提出应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更加平衡的国家发展,以及在不同地区实践多样性和因地制宜的城镇化发展。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对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城市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上落户城市意愿并不强烈;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城市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分红等特殊资产依然是其不愿落户城市的重要因素,且人均拥有量越多,资产升值空间越大,不愿落户城市的意愿也越强;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影响为正,且迁入地城市等级越高,迁入地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迁入地相较于迁出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意愿也越强;城市身份认同感有助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而其在迁入地城市所感知的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感则会极大妨碍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城市意愿。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非均衡的城乡: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制度环境分析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然趋势,但是目前我国农民工家庭化迁移面临困境,制度安排并未给予农民工均等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待遇,导致他们'想留却留不下、想回却回不去',家庭城镇化滞后于就业城镇化。制度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

农业反补政策对农村人口迁移和农地制度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本文分析了农业反补政策对农村人口迁移和农地制度的影响,认为产生这些影响的根源是农民拥有承包耕地不具有财产的特征。克服这些影响的对策不是停止农业反补政策,而是改革农地制度。即取消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条件——农村集体的成员权,使农民承包地的使用权财产化(即承包地使用权具有使用的排他性、收益的独享性、转让的自由性等)。国家用“农地农用”法规限制农地的非农转移,并根据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释出一定量的农地。

新户籍制度背景下农业人口迁移意愿的调查与分析——来自河南省的调查数据

新户籍制度是农业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农业人口迁移意愿仍受多重因素影响。结合河南省实地调查可知,农业人口迁移意愿并不强烈,这可主要归结于其对城镇生活质量缺乏信心以及对农村土地处置心存疑虑。据此,下一步仍需通过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健全农村土地退出机制、加块农业迁移人口市民化制度建设等方式来助推农业人口迁移。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何不愿落户城市——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长三角地区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其中异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相对较强;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农村所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都会对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效应为正,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核心城市资源的获取情况,及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等级均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对落户意愿具有正面效应,而相对剥夺感则存在直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广东山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迁移(1978～1995年)

第一部分:八、九十年代广东农村尤其是山区剩余劳动力 转移的社会背景及其动因 至今为止,在农业劳动力相对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由于大量劳动人口滞留在农业部门,主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的配置极不合理;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有限的资金积累无法采用资本密集为特征的现代化技术,更不必采用替代劳动的资本密集技术。因此,使用传统的、成本低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

体制、农业剩余和中国的人口城市化

政府如何使用农业剩余在发展中国家间因体制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50年代以来的中国,如何使用农业的剩余又直接和人口城市化政策联系起来。本文试从分析1984年以前的体制下的农业政策入手,分析人为控制人口迁移的城市化政策形成的基础,并且讨论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人口城市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的进展和所遇到的深层障碍以及所面临的选择。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动态迁移研究

家庭迁移对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性意义。本文从“成本-收入”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迁移动态演进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成员和非劳动力成员迁移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动态时间序列上的预期边际净收益现值决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劳动力成员动态迁移过程,并呈现由部分迁移向城乡两端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劳动力成员的动态迁移趋势直接决定了非劳动力成员的动态随迁趋势;向城乡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受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和城乡社区环境、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内部因素为决定性因素。

住房支付能力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持久性迁移意愿

解决中国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意愿,尤其是持久性迁移意愿。文章以房租收入比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住房支付能力对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房租收入比对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显著,而且存在拐点。在拐点之前房租收入比与农业转移人口持久性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在拐点之后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在拐点之前,相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住房租赁价格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房租收入比对迁移意愿并不显现出负向影响,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倾向于选择住房价格较高的大城市,而不是住房价格较低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

阳山县的劳动力转移

阳山县地处粤北石灰岩山区的中心地带,人口48万多,面积3303平方公里,其中80%以上是石灰岩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水土缺少,交通不便,灾害频繁,是全国一百个贫困县之一。由于自然条件差,造成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现象。因此劳务输出和劳动力的异地迁耕就成为该县发展的重要选择。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