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重塑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不仅促使更多农民家庭更加彻底地离开了乡村,而且从外部引入和从内部催生出一些新的主体。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提出了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重塑的议题。要重塑适应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既需要为已经实现巩固城镇化并退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设立退出乡村治理主体资格的路径,又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赋予新加入和新出现的主体以治理主体资格,更需要将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各类主体聚合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之两次分离的异同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之国家政策确立,虽然已被视为深化农村改革之重要内容和创新之重要举措,但理论上纷争激烈且论证仍不充分,且需"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同时,政策之权利只有上升为法律之权利才有生命力,才能付诸实践并护航经济发展,而法律制度的重构("变法")或完善都需要有充分的科学理论和良法要求之法律规则的强有力支撑,可见"三权分置(离)"有关理论认识与创新误区必须予以澄清。因此,很有必要率先对"三权分置(离)"之政策内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对"三权分置(离)"之政策的产生缘由、核心内容和关系、两次分离异同等进行深入分析,它必将为进一步研究"三权分置(离)"之政策取舍奠定扎实、良好的基础。

农地“三权分置”推进中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重大农村改革,它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构建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既有需求又有基础:传统治理模式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治理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助推合作治理。然而,农地产权残缺与合作治理模式的内在价值困境决定了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存在诸多的制约和风险。因此,应当注重这些约束条件,采取明确基层合作治理模式的适用范围、提升基层政府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保持合作治理与科层治理间的张力等方式,稳步审慎地推动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的现实因应

农地"三权分置"是对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进一步明晰和调整,是农业产业结构社会化的发展。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和变革,必然引起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主体,农地"三权分置"给予农民以更加充分的择业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农民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空间,促进农民社会地位角色的转换。同时,农地"三权分置"有利于我国长期城乡二元对立的转变,促进农村社会生活深刻的时代变迁。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农地“三权分置”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对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新时代下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重大部署。农地“三权分置”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求,以云南省农地“三权分置”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为目标层,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土地流转经营权为要素层,构建了云南农地“三权分置”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开展了量化评价,综合评估了云南农地“三权分置”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情况。最后,从推进“三权分置”建设层面,从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土地确权、奠定农村土地流转产权基础等方面提出了云南农地“三权分置”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的十大问题剖析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之法律化是本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和民法典制定的重要亮点,特别是在农村家庭承包地的"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内容上进行了全新法律制度设计,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了较好的法律环境。但由于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之前的实践探索不充分、理论创新未完成、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法(草案)前后不一致,导致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新的民法典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反思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后的内容,并对其进行深层法理拷问和实践论证的基础上,本文拟对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法律化后存在的十大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该制度未来之完善提供有益素材、奠定良好基础,为农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献计献策。

集体所有制视域下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研究

在集体所有制视域下,土地经营权物权化、完善土地承包权的"三权分置"改革如若操作不当,则可能损害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内核,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虚化和异化效应。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原则下,基于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地制度改革主旨的分析可见,从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制度、协调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以及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债权属性并明晰其权能三个方面推进,有利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农地“三权分置”实现机制探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农地"三权分置"是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黑龙江省已经形成克山县土地规模经营模式、兰西县土地信托模式、五常市富胜村城乡一体化模式等"三权分置"实现模式。但是农地"三权分置"还面临着产权模糊、权利分割理论依据不充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困境,存在着农民土地权利流失、农地非农化失控、农民内部阶层分化加剧、土地流转过程中对相关组织和行为监管不到位等风险。当前,黑龙江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已全面开展,下一步要积极推进农地"三权分置"的实施,建立和完善农地租金管理制度,切实保护土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机制,认真探索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

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困惑及对策初探——基于成都的先行实践

2016年10月30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就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进行了制度性安排。同时,基层怎么探索和丰富"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又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走在了全国最前面,遇到的问题带普遍性,解决的途径有公共性。为此,梳理成都先行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对目前正在推进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有积极的参鉴作用。

农地“三权分置”的伦理之维

农地"三权分置"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伦理学概念。从伦理学角度审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把人们对农地利用的管理决策和态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培养农地与人平等的道德价值观念,以便更好地发挥行政、经济、法律等的调节功能和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农地可持续使用的价值取向;坚持农地"三权分置"公正原则;树立人地共同体意识,实现人地融合建构的道德目标;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将现代伦理理念融入到具体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建设中,不仅能确保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且对建立我国农地利用和保护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权利配置及利益分化研究

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权利配置和利益分化问题,以促进在新的土地政策下农民权益保障。分析了农地“三权分置”的重要意义,了解“三权分置”施行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趋势,认识可能出现的利益分化现象和问题。提出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权利配置的要点,以促进“三权分置”施行过程中农民权益的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维系。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能够进一步激发农业经济活力,有利于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权利配置成为影响政策施行的重要因素,需要加强可行性政策的完善落地。

基层治理在农地“三权分置”推进中的角色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作为当前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的革新都将产生较大影响。作为一项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实践,农地"三权分置"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基层治理的有效参与。传统基层治理模式在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已渐露疲态,特别是针对当前农村的重大政策调整和社会变革,基层治理如何提升管理质量、增强治理效能是一个重要课题。以农地"三权分置"为背景,通过构建新型基层治理服务体系,一方面可以优化基层治理设计、提升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驱动力,有助于推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有力落实、有效释能。

农地“三权”分置的路径选择

研究目的:在"三权分置"背景下探索农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合理分置路径。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法。研究结果:(1)官方主流观点认为,"三权分置"就是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将原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2)法学界质疑这种分离逻辑,认为承包经营权并不包含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就是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在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创设另一个经营权。(3)这两种"三权"分置路径均排除了集体所有权的参与,也未意识到"三权分置"改革对集体所有权缺陷的修补作用。研究结论:经比较发现,更合理的农地"三权"的分置路径应当是,在具有"总有"性质的集体所有权之上创设出具有成员权性质的农户承包权,籍此将集体所有权改造为可在实践中经由个人支配的产权形态;将原承包经营权更名为经营权,使之成为去身份化后的用益物权。

2020年以来中研国究农动地态“述三评权分置”问题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推出,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土地承包权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法理层面及实践层面,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及潜在的风险。为此,诸多学者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议,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在如何解决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如何应对潜在的“非农化”“非粮化”风险、如何验证“三权分置”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实施效果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亟待更多学术成果的出现。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对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启示

家庭承包责任制对"新四化"存在一定制约,因此需要进行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提供了启示和思路:进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必须将土地"三权"中的两权即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资本化,使得家庭承包权依然起着对农民生活保障作用的同时,也能够"盘活"农村土地、促进土地流转,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农地“三权分置”助推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机制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须基于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建构新型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基于马克思产权思想,农地"三权分置"助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在于在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管理功能的统摄下,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的保障功能和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财产功能,最终通过农地"三重复合功能"助推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亟待机制构建的支撑。农地"三权分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机制构建就在于通过"利益联结""退出机制"以及"放活机制"培育固守农业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而提升乡村内生性发展动能,助推乡村振兴。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证检验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我国30省份1976~2018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以此作为农业技术进步变量,通过建立面板IV和CMP模型检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三权分置”改革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提升,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显著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目前处于初期阶段的“三权分置”改革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财政支农、农民人均纯收入、劳均土地播种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初显著为负,但长期显著为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劳均土地播种面积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但降低了财政支农和工业化的边际效应。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后财政支农、工业化、土地播种面积及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未产生变化。此外,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存在惯性和路径依赖的特点,当前的农业技术进步建立在以往农业技术进步基础之上。

“三权分置”与“长久不变”政策协同的保障机制:自稳定承包权观察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有利于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三权分置"制度框架下,解决流转期限过短带来的短期行为以及处分权能不足等经营权难题,均需以长期稳定的承包权为基础。构建"三权分置"与"长久不变"政策协同的保障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三保三限三变动"。"三保"即提供承包户土地家庭经营保障,提供经营者规模利用保障,提供微观占有相对公平的保障;"三限"即限制承包期内集体改变承包关系,限制承包户的囤地和短期流转行为,限制扩大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对规模经营的冲击;"三变动"即允许承包关系微观调整,包括继承变动、退出变动和收回再分配变动。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面临的主要困境及解决路径——以新疆为例

随着"三权分置"被确定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既定政策,各地按照中央部署开始落实实施办法,各地实施办法的制定须以准确分析当地土地问题为前提。在阐述了"三权分置"政策制定的演进轨迹和必然性之后,以分析新疆农村土地相关资料和详实数据为基础,总结了"三权分置"政策在新疆落实执行面临的主要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上:农村土地确权困境包括"农地所有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困境;土地流转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流转规模小且区域发展不协调、流转价格体系不规范、流转形式单调等。最后为突破这些困境寻找了一些路径。

“三权分置”下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制度供给

农地"三权分置"与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三权分置"是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创新的制度基础,经营权的抵押融资有助于"三权分置"政策目标的实现。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功能的达成需要农地"三权分置"法制化因应的支撑,这些措施主要有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久不变、承包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的构建等方面。农地价值评估制度、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交易制度和多层级农地抵押融资风险分担制度的构建也为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提供了配套的制度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