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的根本原因——基于湖北和湖南农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冲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些地方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讨农地冲突的原因有助于化解农村矛盾及构建和谐繁荣的农村社区。本文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应用Log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分配制度、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差距和人力资本等可能引起农地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农地分配制度是农地冲突的显著诱因,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地在改革初期是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其后的调整大多也是经农民自主协商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明显不满,因而也就没有成为农地冲突的诱因。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差距和家庭人力资本对农地冲突的影响显著,非农就业收入越低,其差距越小,家庭人力资本越多,农地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大,是农地冲突的主要诱因。这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越少,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隧道效应越弱,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农地就越重要,农地冲突越容易发生;家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在打架斗殴和上访诉讼中越占优势,农地冲突也越容易爆发。因此,为了减少农地冲突,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限制丛林行为。

农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本文借助于 1 996年对山西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论证我国农村土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虽然在法律上和经济制度上得到保障 ,但是这些制度在细节上的漏洞 ,使离婚妇女缺少地权保障 ,错过村社土地调整机会的婚嫁迁移妇女及其子女暂时无地。这种现象虽然还没有对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地位产生显著影响 ,却足以使她们的家庭陷入贫困。因此 ,有必要在现行土地管理法和政府有关农地承包的规定中添加性别视角。

中国农地使用权分配数理模型

文章以农户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农地使用权分配数理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最佳农地使用权分配方式;此外,还从效率和平等两个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农地再分配的村庄原因——基于401个村庄的实证研究

农地再分配制度是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但其产生原因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农地再分配的村庄原因。研究显示:农地税费负担与土地小调整正相关,农民收入来源假说没得到证实。村庄民主程度对土地调整没有影响。村庄社会文化变量对农地调整有重要影响,农民偏好假说成立。资源禀赋假说和交易费用假说只适用于土地大调整,对小调整不适用。村庄农地再分配制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现阶段不应该取消和禁止,而是改进和完善,在土地产权稳定和调整之间取得平衡。

农地再分配的村庄原因——基于401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经济变量和自然特征变量对农地再分配的影响,同时也将村庄政治变量和社会文化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显示:农地税费负担对土地小调整有正向影响,农民收入来源假说没有得到证实;土地资源禀赋对土地大调整有负向影响,但对小调整没有影响。交易费用假说只适用于土地大调整,对小调整不适用;村庄民主假说没有得到证实,但村民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程度对土地小调整有负向影响;村庄社会文化变量对土地再分配特别是土地小调整有重要影响,农民偏好假说成立。村庄农地再分配制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现阶段不应该取消或禁止,而是改进和完善,在土地产权稳定和调整之间取得平衡。

农地配置与农村劳动力外出

本文人实际观察出发，讨论了农地配置对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作用，本文所讨论的农地配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农户土地禀赋的多少；2）农地分配的均等程度。本文的两个理论假说义为：农户外出劳动力的数量同其土地禀赋之间存在一个U型的关系；一个村庄农地分配的均等化程度越高，就会有越多的劳动力外出。这两个假说由对湖南，贵州两省719个农户1993年住户调查资料的计量检验中得到了证实。

论中国农地产权私有化改革的根本性障碍

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城乡两大利益集团直接博弈的结果。在农民缺少利益代言人或政治权力弱小的情况下，任何土地私有化改革的政策措施都难以实行。迄今为止，以任何借口或理由阻挠农地私有化都是维护城市集团利益的具体表现，只不过是为了轻易地剥夺农民的耕地，最大的障碍就是不愿放弃其占用廉价的农村土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