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地史的佳作——评刘宪法著《中国当代集体农地制度史(1978—2014):农地承包、调整和流转》

受古史评家的启示,比照译著“信、达、雅”,文章提出了“真、细、全”的史著评价标准,并据以评论了《中国当代集体农地制度史(1978—2014):农地承包、调整和流转》,作者认为这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一部佳作,既充分肯定了其在农地承包、调整、流转方面的精到分析和深刻揭示,也指出了其在农地制度和政策总体考察方面的不足,为进一步深入探索指明了方向。

农地制度改革视角下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路径和对策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巩固和完善基本经营制度相辅相成。重点是在集体经济组织框架下调整农地产权关系:在分的层面依托农户家庭拥有和行使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在统的层面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和行使土地集体所有权,坚守公平和共富的底线,两个优势结合使得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农户家庭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有效协同问题、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机制问题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特别是“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创新,适应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不断演变,成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成果,对于扩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提高农户经营效率,探索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面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制度创新:小农户视角

在农业强国战略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相对于工程管理问题,农地制度创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尚未被充分重视。已有关于农地制度的研究主要关注稳定土地承包权和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关系,而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地制度改革的关系研究不足。在广大中西部村庄,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经营的主体,需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持,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从小农户的视角出发,面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制度创新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地块整合问题,要避免工程导向的项目建设造成农田耕作的不便;二是土地经营权配置问题,要避免大户导向的项目建设造成小农户被制度性排斥。基于田野调查,克服两种困境的办法是在保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由村集体整合地块,形成按户连片经营,不仅能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发展的经济效应,而且有利于保障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地制度改革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土地制度是农村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有力举措。由于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能够帮助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而农村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农业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和农业技术的运用。基于此,农地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老年人口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要能够推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转型升级。

农地制度创新“缓解撂荒”与“加剧非粮化”双向效应研究--以西南山区“三变”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制度创新--“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对西南山区耕地撂荒与非粮化双向影响效应,为构建差别化的农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三变”改革具有“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的双向效应,二者对耕地保护作用相反但基本持平,总体上不影响粮食安全。(2)“三变”改革对改革区“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具有持续动态影响,并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显著。(3)“三变”改革主要借助土地流转集中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发展现代农业、释放农业劳动力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种途径改变耕地利用状态。研究结论:鼓励农地制度创新盘活撂荒耕地,以有效保护耕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措施应对耕地非粮化趋势,并在农业经营实践中通过科学政策评估有效确定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的最优均衡点。

工业化与战后台湾地区农地制度的演进

自二战后至今,台湾地区农地制度的演进,从根本上说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产物。战后初期,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台湾地区着眼于社会公平,推行了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格局。19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地制度的目标从以追求社会公平转向追求土地利用效率,其变革有两个主要路径,一是实施共同、委托经营及合作经营等经营方式,以追求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二是在农地管理上,由严格的管制转向开放农地的自由买卖。农地制度演进的方向,客观上顺应了工业化的推进,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成效不彰,开放农地自由买卖进一步助长了土地投机。产生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农业的巨大反差,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

论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历经了四十多年的艰难跋涉。其间改革的成功和失败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既不泛土地产出的戏剧性增长令人赞叹不止,也曾因农业绯徊和受阻而引起人们的迷惘和关注。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反复性却给人们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本文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及有关产权理论去考查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历史,并就中国农地制度改革趋向应遵循原则略抒己见。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与政农互动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过程表明,农户对农地带来的收益与自身付出的成本有着明确的主体认知,文章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深入分析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农地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农户积极性受到抑制造成制度变迁成本过高;两权分离时期农户在收益的推动下自发地进行农地制度变革,政府与农户诉求不一致造成协商成本过高;三权分置时期政府通过补贴等方式降低改革成本,但农地“禀赋效应”的影响导致农户协商成本增加。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解释了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三个典型阶段,最后提出促进农地制度变迁的建议。

实现农民土地产权: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

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财产,实现土地产权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不变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实现了产权平等,通过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摆脱了产权异化,从“两权分离”中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经由全面深化改革走向土地财产权。实现农民土地产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迁的中心问题。

农地制度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农地制度是由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农地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农地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农地外在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农地内在制度应用的灵活性与外在制度应用的确定性;农地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实施的差异性。如果人为设计的外在制度不能适应内在制度的要求,则外在制度的效率会下降,我们设计的农地外在制度要能够有效实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农地外在制度能够与内在制度相适应。

农地制度与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农业农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范式分析了农地制度对我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具体影响机制,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制度变迁和农业发展的历史视角进行了简要考察。指出在我国现行农地制度下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规模化、合作化、市场化、绿色化水平低等困境。并从农地制度的视角提出应该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创新农业经营合作方式等对策,破解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农地制度约束。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对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争议中几个核心判断的验证——基于东亚先发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东亚先发经济体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二战后农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事实验证了当前中国农地改革争论中的几个核心判断,得出结论: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仅仅追求土地要素的经济效率;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时,完全的私有产权可能导致农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很低水平时,完全的私有产权不会导致农地集中,从而也不会有效促进规模经营,而此时即便农地集中也不会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应该坚持集体所有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集体农场和农地股份制。

日本农地制度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制度和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第二阶段从制度上促进农地流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如何评价日本的农地制度改革及相应的政策效果,日本学界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日本与中国的农业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在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应在完善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

外在农地制度、内在农地制度及适应性

农地制度是由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构成的。内在农地制度由人类经验演化而来,它体现了人类通过合作解决冲突的各种办法,包括农地习惯、农地习俗、农地惯例等;另一种农地制度的产生方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理性设计的结果,由这种方式产生的农地制度称为外在农地制度。如果人为设计的外在制度不能适应内在制度的要求,则外在制度的效率会下降。要使我们设计的外在农地制度能够有效实施,一个重要前提是外在农地制度能够与内在农地制度相适应。这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地制度有一定启示:一是平均主义的观念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对农地制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习俗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对农地再分配产生某种影响。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现状、目标与路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对农地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但改革仍然不到位。目前,我国各地在实践中推行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既有利又有弊。因此,结合本地实际,推行符合当地情况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路径依赖"的有关思想,在制度变迁中,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选择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时,也应该了解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惯性与趋势,在总结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出一条适宜的农地制度创新之路。

用“生不增、死不减”完善农地股份合作制——深化珠江三角洲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为什么“生不增、死不减”可以引入农地股份合作制 80年代中期以来,在神州大地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探索中,有两种制度创新形式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在贵州湄潭改革试验区推出的“增加人口,不再增地;减少人口,不再减地”(简称“生不增、死不减”),不仅在贵州全省风靡,而且在1995年新一轮承包期到来之际,被中央推荐给全国各地,虽不强求实行,但其被“

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探讨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解放后不同阶段的农业产出看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

农业产出的多少是衡量农地制度绩效最主要的标志。文章选取了我国解放后几个典型阶段的农业生产情况,通过资料对比、分析,总结了当时不同的农地制度的特点和农地制度演变的规律,并对我国今后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