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地确权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吗?——来自CCAD的证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因此,以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业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且主要通过扩大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加强农业信贷支持,以及促进创新的驱动来实现。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的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仅对非粮食主产区、旱地区和自然低风险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该政策效应主要来源于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的效应贡献不显著。为进一步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建议继续贯彻落实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因地制宜、灵活调整,充分发挥农地确权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的促进作用。

农地确权是否推进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决定了中国传统村庄治理模式呈现出由社会关系网络所维系的非正式治理特征。由农地确权所表达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通过地权法制化的方式,明确界定村社成员土地权利的享益边界,将诱导“关系型”的传统乡村治理秩序,向“契约型”的现代村庄治理体系转变。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设置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交易行为和村社人际交往的影响,以此揭示产权制度变革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村社内农户土地的熟人流转行为,地权交易呈现出向非熟人出租的市场化趋势;此外,农地确权政策显著弱化了农户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礼金支出水平。进一步通过“水田、旱地”和“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不同农地调整习惯村庄的对比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政策在不同区域有着相异的政策效果。文章强调,农地产权制度变革正在推进我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解构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塑村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