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调整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以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对我国农地调整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调整领域发文量总体呈明显上升态势,在关键节点呈现阶段性;核心作者群没有形成,作者和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不够紧密,合作关系单一;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变迁、农地产权改革和农地调整三大主题;农地确权、乡村振兴、地权稳定性、农户收入和中国共产党等相关内容研究前沿。未来有必要加强政府、学者、科研机构多元协作网络,把握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结合实地调查与理论研究,探讨基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背景下的制度创新和改革方向,为党和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农地调整资政建议。

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农地调整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分配和重新缔约。农户作为农地调整的主体,其调整意愿直接影响到农村土地调整工作的有序进行,是决策者制定农地调整实施工作的主要依据。本文从农户土地依赖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农地调整的影响,并采用了主成分因子分析和logit模型来构建农户土地依赖对农地调整的影响模型,以分析农户对农地调整的倾向,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依赖与农地调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人口越多,越不愿意农地调整。人均承包面积与农地调整意愿负相关。综上所述,为解决土地调整问题,必须制定符合农民实际情况的政策。在确定延包方式时,应充分考虑农户的调整意愿。

农地稳定与农地调整——农地制度安排的悖论

保持农地稳定是国家政策的大原则,而农地调整是农民基于利益和公平的选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也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稳定与农地调整这一悖论的解决需要完善农地流转,而要实现农地流转又必须具备相应的保障条件。

庇护与坚持:农地调整的存续逻辑——基于对湖北邢村的个案研究

包产到户后,农地制度沿着稳定农地承包关系的方向不断发展。农地调整作为与稳定农地承包关系相背离的实践,亦被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不断限制直至禁止。然而,基于治理逻辑,地方政府却为农地调整的存续提供了庇护,地方精英也通过一系列手段来限制村庄中个人借助国家名义制度来破坏这一既成规范。当然,农地调整的存续很大程度还有赖于作为地方民众的村民对农地调整的认可,他们多数人更期望依靠农地调整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庇护和坚持中,地方政府的治理利益、村组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契合,使农地调整实践背离国家政策和法律仍可以存续成为了可能。

确权背景下农地调整的影响因素及其思考

基于广东、江西两省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次数及其调地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未确权地区的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承包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均能增加农地调整次数及扩大调整程度;而在完成农地确权的地区中,地形、到县城的距离、农地灌溉条件、农业收入占比以及家中是否存在本村大姓干部对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购买养老保险在两组样本中对调地产生的效应相反。农地确权能够有效地降低由地势恶劣、土壤肥力低下及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所引起的农地调整的频率及调整程度。

农地调整的效率逻辑及其制度变革启示——以湖北沙洋县农地调整实践为例

由于分散细碎的地权无法有效整合,农地利用存在"反公地悲剧",突出表现为公共品供给困境及农地细碎化问题。湖北沙洋县通过农地调整制度创新,将分散的农民个体组织起来形成集体行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决策原则有效整合细碎化地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地利用的"反公地悲剧"问题。这表明农地调整具有协调农民利益关系促进农地利用的效率功能,这源于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基础及其产权整合的制度优势。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土地分散承包的弊端日益凸显,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整合功能更为重要。当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应赋予集体经济组织一定的农地调整权利,回应农民的诉求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二轮承包到期后农地调整的理论逻辑与社会影响

土地是财富之母、农业之本、农民之根。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是一切制度中最为基础的制度。中国农村承包地在二轮延包时如何处置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当前中国农村人地不匹配矛盾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文章指出在受限制的产权制度框架内,二轮到期后进行农地的“小调整”,具有固有的经济逻辑、制度依据和符合社会道义,且对生产效率、地力保护不太可能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可以利用二轮到期延包时点的调地改善土地的细碎化问题。

农地调整的治理内涵——基于山东S镇的考察

文章结合实地调查经验,揭示了农地调整的治理内涵,以突破既有的认识框架。研究发现,"结平衡账"构成了农地调整的核心机制,其实质是在村社范围内构建和形塑一套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体系。农地调整对"结平衡账"机制的启动,在实现土地利益于村民间均衡分配目标的基础上,还蕴藏着丰富的治理内涵,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实现了对村民全面和深度的动员,为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实践场域,激发了村民自治的活力;二是,它为村庄日常积累的矛盾提供了化解平台,增强了村级组织在村民当中的合法性。因此,农地调整实践从总体上达到了村民的强政治参与能力和村级组织的强治理能力的双强效果,村级自主治理能力不断得到激发和增强。在农村村级治权普遍弱化的情况下,反思当前的农村确权实践,仍具有必要性。

农地调整、流转对农户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山西省的实证

目前农地的频繁调整与流转不畅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本文结合2002年的山西农户农地问题的问卷调查资料和跟踪观察户资料,分析农地调整与流转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并提出创新农地流转形式,提高农地配置效率是促进农户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整实践——对成都市ZQ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过程的考察

在村庄层面,城乡建设用地项目的实施,是村级组织通过对本村内农地调整的动员和组织,争取城乡统筹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实现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这正是村级组织所代表的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行使农地调控权的过程,是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与村民自治制度联动的结果。村级组织的农地调控权,不仅是村庄治权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且是村级组织丰富其治理资源、增强其治理能力及实现村庄发展的有力杠杆。

农地调整法律规制的反思与重构

农村承包地原则上不得调整是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为抑制农地频繁调整而确立的法律规则,但此规则会损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功能,使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无法公平享有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论是土地流转,抑或是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有法律制度安排均无法解决这一困境,基于此,农地不得调整的法律安排亟待重构。

农地调整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中西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实施效率的比较

通过考察由湄潭试验而上升为中央决策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在西部同仁市的实践,以及在中部A县两地的实施效率,对比发现,该政策在西部铜仁市能对当地的人口生育、土地依赖关系等产生良好的经济激励,使得个人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逐渐接近社会收益率,但以牺牲代际公平为代价;在中部A县两镇都以一种更接近公平的方式被变通着实施,其代价是长期经济增长激励不足,存在路径"锁定"风险,只是莠镇因资源匮乏而形成了一种倒逼式的经济组织形式。研究认为,湄潭经验下的制度设计在目前仍是一种有助于效率改进的经济组织;A县两地实例昭示,有效率的农地资源配置制度及其经济组织形式不宜整齐划一,应有地方特色,多样性、地域性、稳定性是一个可期待的实施方向。

制度约束、农地调整和劳动力非农转移

农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目前学界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论断,尚缺乏一致性的解释逻辑。在这个影响过程中,制度环境对农地产权的约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农业税为例的分析表明,作为制度约束的税负压力的存在,迫使村集体必须根据人地关系变化调整农户的承包地,以提高农地的劳动力配比来保证集体的农业产出,由此产生的失地风险将抑制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地调整的发生率与税负压力的大小紧密关联;在税负压力较轻的情形下,农地调整会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随着农业税负压力的提高,劳动力迁移的制度成本逐渐增加,导致农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转变为抑制。因此,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应该预判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保证各项政策安排的目标一致性与行为响应的激励相容性。

农地调整、跨期约束与劳动力非农转移

已有研究表明农地调整会抑制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本文认为农地调整会通过约束农户对跨期作物的选择而导致劳动力被动进行非农转移。基于全国9省(区)2704个农户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1)农地产权稳定会提高农户种植跨期经济作物的可能性,农地调整则抑制农户对跨期经济作物的选择,并导致农户进行劳动力非农转移。(2)进一步将农地调整区分为“小调整”与“大调整”,“大调整”会对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因此,必须重视农地产权稳定性,以避免农地产权大调整对要素配置引发的市场扭曲。

后农业税时代农地调整与农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基于广东省三县六镇十二村的调查报告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背景下,为步入后农业税时代的我国从法律方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第一手资料和现实依据,课题组采取社会实证调研分析方法对农地调整和农地流转法律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考察,特对广东省三县六镇十二村开展调研。调查表明,我国在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策略下,应逐步推行地租制以弥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缺陷,同时丰富农地流转方式,并适当简化其流转程序,尊重村民的行为自治,充分发挥村集体的统一领导作用,建立抛荒地预警和微调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的现实与法律目标。

农地调整现状及农户相关政策认知水平分析——以山东省典型地区134份农户调查问卷为例

基于山东省典型地区134份农户调查问卷,对山东省农地调整现状进行分析,着重解读农户对当前农地制度政策的认知情况,并阐述当前制度环境下农户对土地分配的实际意愿。结果表明,实际生产生活中小规模的土地调整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政策认知和经营情绪,且农民对各项制度政策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建议采取积极措施以进一步稳定土地调整,提升农民认知水平,以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农地调整经历、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业生产绩效

一、问题的提出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政策制定者以法律或命令等形式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性变迁;二是个人或团体受到潜在的利益驱使,通过自发组织和倡导等形式自下而上形成的诱致性变迁。制度实施及其绩效与人们的制度信念紧密关联,而这种信念的形成往往受到行为主体历史经验的影响。所以,制度安排不能忽略历史的作用。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基于小概率事件的记忆与信息处理,在人们面对现实环境进行决策时仍然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二轮延包政策下农地调整的困境及优化探析

随着本土治理的共识被消解、村庄组织基础弱化、土地平衡格局逐渐被破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失地少地农民以生存话语为核心,将土地问题直指政府,形成了农地调整的困境。二轮承包到期再延长三十年无疑给农民带来了鼓舞和激励,居安当有所思,农地调整要“谋定而后动”,新的规范要“蓄势而待发”。本文以二轮延包政策下农地调整趋势的社会预测为基础,探讨农地调整的困境和破解对策,提出农地调整在初期分配、中期实施、后期稳定三个阶段的优化路径,以期化解延包政策在贯彻落实中的矛盾和阻碍,使得农地调整对巩固脱贫成果乃至乡村振兴奠定长效的保障。

我国农地调整研究述评

通过对我国农地调整的发生原因、主体、实践差别、影响和发展方向等方面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既有研究在农地调整的实践差别上基本达成一致,但在发生原因、发起主体、影响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尚存在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应努力探索如何健全农地调整的替代性制度和协调解决涉及农地调整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内在张力。

农地调整与农业生产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基于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视角

基于两种不同的农地调整方式,并以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为视角,在理顺农地大调整和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运用CLDS2016数据,检验农地大调整和农地小调整对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以及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地调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第一,农地大调整会显著造成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而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农地大调整对家庭农业生产效率造成的损失,并不能通过家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的配置,使农业生产效率损失得以弥补。其原因在于农地大调整意味着农地产权的不稳定,产权不稳会造成农地租值完全消散,并对家庭农业劳动力形成完全挤出效应;第三,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粮食种植比例的提高得以调节,其原因在于,农地小调整所造成的地权不稳定性较弱,家庭反而可以进行劳动力多部门配置,降低了农业经营的风险;同时农地调整的间隔周期与粮食作物投资的回收期是一致的,农户按照其既有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或投资;但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提高则不利于农地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经济作物专用性投资较大、雇工成本较高,并有可能抑制农业社会化服务,造成农业"过密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