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边际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农地边际化是全球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它的格局、过程与演变一直都是土地利用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科学问题。本文系统性地梳理与总结了农地边际化当前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为后续探讨和剖析农地边际化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表明:现有农地边际化的概念已然包含地缘边际化、生产边际化、经济边际化等三层内容;根据农地边际化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规律,可将现有的农地边际化研究划分为“缘起—嬗变—量化—返璞”四个阶段;当下有关农地边际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仍存在边际诊断区域失准、农户心理因素研究薄弱、传统治理措施效用下滑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农户心理预期因素引入、心理预期可视化、多元主体间联系聚焦等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农地边际化研究更加贴合当下农户农地利用实际。

森林转型、农地边际化与生态恢复

中国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国家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型,即代表自然生态空间的森林面积降至低谷后反转向上,代表人类干扰较强的耕地面积从扩张到收缩。这是生态状况从整体恶化向整体改善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森林转型对应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存在着必然性。其直接原因,是农林交错带的农业在与森林竞争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失去优势。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价格上升,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林木产品需求增加,是森林竞争力提高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的经济驱动力;而转型前农业扩张引起的生态退化,则是其政策驱动力。在中国森林转型初期,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转变,中国迎来了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的阶段。以坡耕地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农地利用方式,由于难以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与平原区农业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被"边际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给森林面积或自然生态空间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机会。

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的诊断——以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

在界定农地边际化的本质及其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80～2002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以稻谷、小麦与玉米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层次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近20多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与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农地边际化迹象出现在1987年前后，但持续时间短、程度轻，农地“边际化”特征不明显；第一次明显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1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1996年以后，后一次边际化现象范围更广、程度更重。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集约度的显著下降、播种面积的明显缩小以及严重的农地弃耕撂荒现象均与农地边际化的作用密切相关。用农地边际化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近20多年来中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

农地边际化进程理论和实证研究

当农地利用的纯收益逐年降低,且其后出现农地利用集约度降低和相应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甚至农地的弃耕撂荒现象时,就出现了农地的边际化现象。农地在边际化的进程中会经历不同的边际化阶段,不同阶段的边际化程度不同,可分为初始边际化、中期边际化、完全边际化。本文依托湖北省通城县的实地调查资料结合统计资料,研究了通城县的两种代表性农地——水田和旱地的边际化进程。结果表明:同种类型的农地的边际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不同类型农地的边际化进程也有差别。在通城县,旱地的边际化进程快于水田。一般来说,边际化会导致相应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减少,而完全边际化会直接导致农地的弃耕撂荒。

农地边际化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

本文对农地边际化与边际土地的概念与本质、农地边际化在区域土地利用中的表现特征及其诊断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农地边际化是一种受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因素综合驱动作用的过程,一种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农地变得不再具有经济生产能力的过程。在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会有不同的行为响应,从而导致区域土地利用在“集约度、播种面积、用途转移与土地经营制度”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指标”、“集约度指标”与“播种面积指标”是诊断农地边际化的三大指标。一般而言,如果该农地利用的“边际收益”为负,且在随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度下降、播种面积缩小,甚至弃耕撂荒”等变化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该农地利用出现了边际化现象。但不同类型农地边际化,其诊断标准也有差异。

农地边际化对丘陵山区农地经营的影响——以湖北省通城县为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往往会伴随着农地边际化现象的发生。为了减轻农地边际化的不利影响,提高农地利用收益,农户在农地经营的模式、方法、规模等方面会作出相应的响应。而为了减缓农地边际化进程和促进边际农地的有效利用,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强调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分析

基于江汉平原农户调研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从农户的劳动力配置、农地利用物质投入、土地资源配置等方面来分析农地边际化现象。结果表明,从化肥农药等物质投入、农机等生产设备的投入来看,江汉平原农地为正常农地;但从劳动力配置、农地经营规模现状和意愿的差异、农地基础设施等长期投入来看,已出现农地的高端边际化迹象。因此,为防止农地边际化的发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可疏导农户有序流转或退出承包的农地,以满足其他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同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政府还需继续承担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大部分费用。

农地边际化及其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关系研究——以湖北省通城县为例

在理清农地边际化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诊断农地边际化程度的指标,包括农地利用的纯收益、总收益和单位面积农地的农产品产量。依托在湖北省通城县的685份农户调查资料,结合1985～2006年通城县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应用综合指标法、聚类分析法、相关分析法研究了通城县的各类型农地的边际化程度及其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关系。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通城县农地发生了2次边际化现象,旱地的边际化程度深于水田;农地边际化程度与农村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水田边际化程度与劳动力迁移的相关性大于旱地;农地边际化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在目前农地流转不畅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会进一步加深农地边际化程度,因此,农地边际化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粮食大省农地边际化进程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要素,其边际化现象发生与否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以粮食大省河南为例的研究表明:当季作物中夏粮田的边际化频度与程度均高于秋粮田;受夏粮田与秋粮田边际化的交互作用,农地综合边际化波动呈现;农地边际化进程并非按照正常农地→初期边际化农地→中期边际化农地→完全边际化农地而演进。这主要在于影响农地边际化的因素更多取决于"粮外"及"农外",制度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

农地边际化下种粮大户形成及演进研究

农地边际化是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当农地边际化现象发生时,农户积极与消极响应行为引致农户经营分化,进而打破均田承包制度下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格局,加快了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为种粮大户的发育与成长提供了可能与空间。种粮大户在内生需求与政策驱动下得以形成发展,同时又在政策环境变迁下不断转型升级,成为土地流转型和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的依托主体。

农地边际化现象的宏观诊断的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对兰州市农地边际化研究总结、集成农地边际化理论,为兰州市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解释寻求出新的研究思路。在界定农地边际化的本质及其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90—2010年兰州统计年鉴、兰州市的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对兰州市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层次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兰州市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1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与2次边际化迹象"。农地利用在1990—1992年出现了1次农地边际化现象的迹象;在1995—2002年,出现过最为严重,时间持续最长的1次农地边际化现象;之后的2004—2005年出现农地边际化迹象相对缓和、时间短。在农地边际化规律的作用下,集约度和播种面积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和缩小,农地边际化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兰州市近20年来农地利用中的主要变化。

兰州市永登县农地边际化时空差异研究

【目的】为了摸清兰州市永登县近24a的农地边际化情况,并探索农地边际化研究的新途径.【方法】利用RS、GIS技术,通过空间建模及空间叠加分析,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永登县农地边际化的时空差异规律.【结果】24a间,永登县在1991年前后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在1998-2003年、2012-2014年两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边际化现象".永登县农地边际化空间表现特征是:大通河与庄浪河流域,河流水系延伸越远的地方农地边际化程度越高;黄土丘陵沟壑区农地呈"树枝状"分布,边际化农地分布在"树枝"的末梢;河谷地及秦王川盆地,边际化农地多分布在城镇建成区附近,并随建设用地的扩大而增大.【结论】24a间,永登县各乡镇农地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边际化现象,其"三川夹两河"的独特地形使边际化农地随地形特征也呈现出独特的分布.

广东省农地边际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

为了明确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农地边际化现象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单位成本纯收益指标""、农地利用集约度指标"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三大主要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5年农地边际化特征进行提取。选择影响农地边际化特征的19个因子,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农地边际化现象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行挖掘。结果表明:2000—2015年广东省共发生3次比较明显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分别在2001—2002年、2005—2006年、2010—2013年,且第3次边际化持续时间最长,情况最严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指标和农户家庭资源要素结构变化指标对农地边际化的影响程度较大,其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粮食总播种面积对农地边际化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q值分别为0.8067、0.8055、0.7916。任何两因子相互交互作用都能增强对农地边际化现象的解释力。

农地边际化的后拉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的农地边际化和森林转型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在"林进粮退"的发展趋势下阻碍农地边际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加深对农地边际化和森林转型的认识。结果表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是农地边际化的后拉因素之一,主要包括粮食交易的贸易壁垒、能源替代、省工性劳动替代、农产品价格升高等,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政策性因素、农户的社会心理行为选择也是制约农地边际化的主要后拉因素。

农地边际化现象及启示浅析

在对农地边际化概念理解的基础上,根据边际土地生成机理不同,将农地边际化分为正向边际化和逆向边际化两种基本类型,提出了针对不同农地边际化类型的农用地保护建议。

农地边际化及农户行为影响的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十多年来河南省出现了农地边际化现象,并且有蔓延的趋势.农地边际化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及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带来影响.为了探索在农地边际化背景下农户的行为反应,课题在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河南省农地利用现状、土地用途变化进行研究,对河南省的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诊断,并探讨农地边际化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对农地边际化的驱动作用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是人口城市化阶段影响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重要因素。文中在农户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建立农户决策模型剖析了务农机会成本对农地边际化的驱动机制,并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计算和比较了劳动力务农的收益与机会成本,对理论推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由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不同,农户做出不同的劳动力配置和土地利用决策,进而形成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就业户三种生计类型;在案例区务农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在土地利用上表现为退耕还林、以较低的租金转租或赠送土地、粗放利用土地,均是农地边际化的表征;退耕还林政策与存在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农户两个方面因素使得案例区目前没有出现撂荒现象。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非农务工工资的上涨,会导致农地边际化的加剧。

惠农政策下丘陵山区农地边际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以湖北省通城县为例

农地集约度下降、季节性闲置和常年撂荒是农地边际化现象之一。即使在当前惠农政策背景下,我国中部丘陵山区依然大量存在这种农地边际化现象。经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其原因如下:1.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劳动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导致丘陵山区农民非农化现象突出,农地集约利用程度下降;2.丘陵山区农业生态条件较差,农地边际收益较低;3.国家惠农政策的激励作用在丘陵山区存在相对失灵;生态政策与农业政策的不协调,对农业生产存在负外部性,从而加剧了当地的农地边际化。解决丘陵山区农地边际化问题的途径在于农业技术和组织制度的创新,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和特色农业,提高农地的边际效益;国家农业政策要因地制宜,并与生态政策协调一致。

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2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3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4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农地边际化对丘陵山区经济与环境的影响——以湖北省通城县为例

基于农户调查数据,结合相关统计资料,采用综合指数与回归分析等方法,以地处江南丘陵山区的通城县为例,探讨了农地边际化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地边际化会导致农地利用经济效益降低、区域种植业产值减少、农民从种植业中得到的纯收入减少;②农地边际化促进了农民非农收入增加和边际农地的退耕;③农地边际化会使一些丘陵山区从农村景观演变成半自然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