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地方農官與基層社會控制——以簡牘文獻爲中心的考察

秦代地方農官是秦控制基層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鮮有學者關注。秦簡顯示秦代縣級及以下地方農官在管理農事之外,還需要參與維護治安和控制人口的事務。秦代地方農官之所以兼負治安職能,是因爲人口向田野地區的流入、居住形態的變化、野外散居聚落的發展對帝國統治秩序産生了挑戰,帝國需要地方農官填補基層治安防控體系的漏洞,重新建構基層秩序。秦代地方農官嚴格管控轄區,也是秦帝國在文化衝突下,向關東地區强制推行重農政策的需要。

秦国及秦朝地方农官制度研究

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秦政府设置了地方农官机构,县、乡、里都设置了相应的农官,形成了严密的、卓有成效的农官体系。这为秦国及秦朝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与组织保障。文章考证了秦国及秦朝地方农官的建置,介绍了地方农官的职责,分析了地方农官的特点,阐述了地方农官对秦国及秦朝农业、军事的影响。

秦汉地方农官建置考述

秦汉时期在地方上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农官体系,进行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其中农监、都田、田啬夫、田典等属于都官系统,负责管理散处于郡国的公田;郡县两级的田曹掾史、劝农掾史、力田等属于地方行政系统,主要职能是劝课农桑、指导农耕;农都尉、农令、部农长、别田令史、农亭长等属于屯田管理系统,负责边郡的屯田事务。由于西汉后期以来,公田的经营方式逐渐从假民公田变为赋民耕种。东汉建立后,都官系统的农官被撤销,公田改归郡国管理,边郡农都尉也转属了郡太守。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 ,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在官吏择任上 ,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 ;在体制方面 ,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完善 ;在体系构建上 ,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明代江南治农官述论

明代治农官制创始于永乐初年,经宣德至成化间添革往复,由江南一隅推广至全国大部,并基本完善了司府州县各级治农官建置。正嘉以降,江南治农官不断遭到裁省,权力收缩、下移,由官到吏。终明之世,江南治农官先后经历了三次职能转变:宣德二年初次复设后,在永乐以来单纯的提督农田水利基础上,统摄粮长、职兼催粮;宣德六年开始全面负责秋粮的催征解运,但仍保有治农本职;成化九年再次复设后,又基本恢复到永乐旧制。明人对江南治农官的存在价值与实际效果的认识有很大差异。总体看来,治农官在"财赋尽出于水利"的江南地区看似不可或缺,但事实上并未发挥应有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沦为病农、逋赋的负面因素。

出土资料所见汉代地方农官考论

出土资料中载有大量汉代农官的内容,其中有军事屯田机构中的农官护田校尉、戊校尉、己校尉、将兵护民田官;有地方政府机构中民屯的农官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农田官,力农丞,司禾;军屯、民屯机构中皆有的农令、农长、农丞、代田长、屯田丞、别田令史;有地方政府机构中由诸曹直接统属的农官农司马、渔监、田典、左田、劝田史、劝农史;有中央派驻地方的农官漆官、橘官、都田啬夫、都田佐。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汉代农官,补了文献记载内容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资料所见的地方农官考论

出土资料中载有大量汉代农官的内容,其中有军事屯田机构中的农官护田校尉、戊校尉、己校尉、将兵护民田官;有地方政府机构中民屯的农官使领护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农田官,力农丞,司禾;军屯、民屯机构中皆有的农令、农长、农丞、代田长、屯田丞、别田令史;有地方政府机构中由诸曹直接统属的农官农司马、渔监、田典、左田、劝田史、劝农史;有中央派驻地方的农官漆官、橘官、都田啬夫、都田佐。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汉代农官,补了文献记载内容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元代农业发展的制度演变分析——基于元代农官制度

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原本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统治下,其农业生产发展演变特征有别于其他朝代。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元代初期和中期农业发展的政策演变规律及农官制度的职能作用。研究认为,元代农业的政策转变与一系列农官的设置与调整,是元代农业发展及农官职能及设置协同演进,共同为元代初期和中期稳定生产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元代农官制度对元代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

秦汉地方农官如何推动农业生产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国家力量在保证农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促进新作物、新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地方开发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农官系统是国家维持和推动农业发展的公共职能的主要体现,地方农官作为农官系统的末梢,是这一职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必要条件,其在国家力量延伸到基层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簡牘所見漢代河西邊塞農官考論

西北漢簡關於農官的記載,反映出漢代河西邊塞農業職官體系的嚴密有序性。總體來看,中央大司農屬行政部門,農都尉屬屯戍軍事部門,二者各司其職。漢代河西邊塞農官包括兩個系統,一是負責農業生産的農官系統,其隸屬關係為:大司農一農令一部農長;二是保衛農業生産的農官系統,其隸屬關係為:農都尉一護田校尉一勸農尉。

西周农官制度探析

西周农官名称繁多,但由于农官称谓不固定、官称区分不清晰、农官职能不稳固、农官权限不明确,在他们的统属关系和权限划分上略显混杂。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及生产过程的对抗性相适应,西周农官对农业生产主要采取直接指挥监督的管理方式。当时大夫以上级别的农官由特定家族世代承袭,保证其认真履职的手段主要是加强监督。下层农官则由选举产生,并通过考绩决定其升降奖惩。

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三重螺旋”制度创新——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冲击之下,许多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面临“线断人散网破”的困境.宝鸡市通过建立农业专家大院,成功地构建了新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采用三重螺旋模型,从“农官学”三方互动的角度分析农业专家大院的运行机制.不同专家大院的绩效差别证明,技术推广制度创新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能顺利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中国古代农民职业教育方式

古代,中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有一些较好针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形式。纵观我国古代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归纳出它主要是通过设置农官、师徒间传授、出版农学专著和开设农业教育机构四种方式进行的。分别论述了它们的定义、发展以及作用,并分析了其典例。

《诗经·周颂·臣工》主旨辨证

《周颂.臣工》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这首诗的主旨,迄今主要有"诸侯助祭遣于庙"、"戒农官"、"籍田"、"省耕"和"祈谷"等五种观点。经考察《臣工》的字词含义及诗中的用历情况,可知此诗是周天子在籍田上祈麦实而戒农官的一首诗。

《豳风·七月》作者身份考

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身份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析旧说被质疑之处,结合《七月》中描述的各种物候、农业生产情况及上层贵族祭祀、宴饮的场面,可知作者熟悉两个阶层成员的生活,加之古有采诗、献诗制度,献诗的为公卿至列士阶层,且西周教育制度是"学在官府",《七月》既是一篇颇具文学艺术特色的诗歌,没有一定文艺素养的人是创作不出来的,可知作者身处贵族阶级,并接受过文化教育,综合这些条件可推测,《豳风·七月》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官职不高的士这一阶层的农官。

《晋书·傅玄传》中所见军屯制度辨析

我国历史上的屯田制度,自西汉兴起以后,早就出现了军屯与民屯两种类型的划分。到了曹魏时期,军屯与民屯的区分尤为明显。质言之,二者的区分在于:一是屯田劳动者的不同,军屯的劳动者是兵士,民屯的劳动者是不属于兵士的农民;二是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不同:前者是由军队的各级将领及主管军屯的农官如度支中朗将或度支校尉与度支都尉共同管理;后者则由同郡、县平行的典农中朗将或典农校尉与典农都尉逐级管理,不仅同郡、县系统不相涉,而且同军队系统不相属。三是剥削方式不同,军屯的兵士,其耕牛、农具。

西北农学院的沿革和现状

西北农学院是我国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农业院校,至今已有五十年的历史。它位于陕西八百里秦川西部的咸阳市杨陵区杨陵镇张家岗。相传这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农官——后稷教民稼穑的地方。半个世纪以来,西北农学院经过了曲折复杂的历程:1934—1949年,她在旧中国渡过了艰难的十五个春秋;在解放后的三十五年里。

《豳风·七月》的作者新探

《豳风·七月》的作者熟知农事,熟悉农奴和领主两个对立阶级的生活,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在诗中能将农奴和领主的不同感情融为一体,因而其作者只能是农官。

“李孟初神祠碑”考

南阳市博物馆现藏一方东汉永兴二年所立"李孟初神祠碑"。笔者就碑刻保存现状进行了重新整理,纠正了过去著录中对碑刻的错误记载,并结合清代最初发现的存字,对碑文的释读作出了补正,由现存51字考释出182字。碑文有"部劝农贼捕掾李龙,南部游徼",与文献记载中的劝农掾春夏劝农相互印证,有助于深化对汉代地方属吏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本文对碑文所做的考释,对于了解汉代南阳地方农官劝农掾以及前人的书法艺术等,颇有裨益。

《大雅·生民》说臆

一种传统的观点是,《诗经·大雅》中的《生民》一诗与《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四篇构成了关于周人开国前历史的系列史诗。基于此,不但后稷是周人的始祖无疑,即《生民》一篇的史料价值也得以与其他四篇相提并论,认为每一篇都在同样可信的程度上代表着周朝开国前历史的一个特殊里程。 可是,如果我们暂时忘掉成见,细读这五篇作品,就不难发现,与其它四篇相对比,《生民》一诗所反映的周人与后稷的关系未必完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