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中国农家收支状况的实证分析

近代中国的农村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要深入理解革命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就需要对近代农民的经济尤其是收支状况进行研究。本文从1930年前后的社会调查资料出发,考察了当时农家的收支状况,以及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实证数据表明,在1930年前后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农户负债经营,约三分之一的农户收不抵支,而农户借贷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为了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婚丧消费开支而非生产性开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农家收支状况及其影响

家庭收支是衡量一地经济荣枯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农家收入低,盈余甚少乃至入不敷出,这迫使农民减少支出,极力降低生活水平。收支的不平衡还迫使农民求助于高利贷,使生活陷入恶性循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分农民背井离乡,投军入匪,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困苦不堪的生活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难以使农村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广大农村迫切需要一场根本的变革。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长三角农家收支、净余率与商品率的计量考察——来自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经济分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开弦弓村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农家经济呈现出无净余的商品化状态。由于年净余为负数、农业投资少,农家无力大量购买工业品,内需难以拉动乡村工业。较高商品率由农家收入低、负担重所致。从贫困型的恩格尔系数看,农家的商品活动只是缓解生存压力的权宜之计,农民自身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转型只是空话。

苏州市郊长青公社六十二户农家收支情况的调查

苏州市郊长青公社,社员5,103户,19,867人,15个大队,161个生产队。集体耕地11,928亩(96％是水田),每人平均6分;自留地1,196亩。每人平均6厘;另有渔塘1,526.5亩。全公社有劳力12,176人,占人口的61％。 这是个收入水平较高的公社。1979年公社三级总收入已达2,084.8万元,每个社员平均1,068.4元(为全国平均数的五倍);基本核算单位可分配总收入为669.2万元。

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家的收支对比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20—40年代为中心

关于近代中国农民的家庭收支与生活水平问题 ,迄今尚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本文以 2 0世纪 2 0— 4 0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 ,系统探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家的收支对比状况及其相关因素 ,认为该地区农民的收入虽然相对较高 ,但大多仍是入不敷出的 ,农民生活水平相当低下。农民的贫困 ,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政治、社会等各个环节的合力因素造成的。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农家收支研究——以鄂、湘、赣3省为中心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调查资料为中心,系统探讨了鄂、湘、赣3省农家的收支对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与解放前相比,尽管农户的收支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受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及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制约,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依然很低,农户的盈余也是不稳定的。

民国时期青海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能看到农民的生活程度,又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村经济凋零,农家经济极为贫困,这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通道,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经济文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畜牧业始终伴随着农业相始终,农牧并重是其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也呈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与学术界流行的"近代广大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一切空隙兼而从事一些纺织、采撷、编织等小手工业,从而形成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不相一致。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使得畜产副业成为农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极大地补助了农民生活及农家收入,体现出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

1954年农家收支调查简要资料

1955年国家统计局做了1954年25个省16,000多户农家收支抽样调查,兹将这次调查所得资料中有关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资料以及农家收支重要资料简要发表如下:(1)从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土改后到1954年末,有大约半数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并有大约半数的富农下降为中农,中农已经在农村人中占60%以上,成为农民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这说明我党扶助贫雇农和限制富农发展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试述根据农家收支调查资料研究农户收支及消费水平问题的方法

我国于1955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一次性的农家收支调查工作,从1957年起并转入了经常性的登记.通过这一调查,我们业已并将继续搜集和积累许多具有政治经济意义的农村经济资料,但如何研究与利用这些资料呢?目前尚缺乏足够的经验.为了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现将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意见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并请批评和指正.

关于农家收支调查中的几个问题——国家统计局孙冶方副局长在全国农家收支调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一、农家收支调查的目的和任务问题总的来说,农家收支调查是为了观察农家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积累的全部过程。但是在各个时期,我们观察的重点可以不相同的。大家对1954年的方案提出了许多批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设计的方案的确是有缺点的。

叙永县农家收支调查员张仲贤进行群众工作的事迹

叙永县农家收支调查点,位于偏辟的山区.那里农民居住分散,解放前是烟、赌、匪聚居之地,解放后各阶层情况复杂,群众基础薄弱.而农家收支调查是要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记账或口头说明的方式来了解农民收支的全部情况的.因此,要使调查工作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如何做好群众工作。

1954年全国农家收支调查的几点基本经验

国家统计局于1955年2月布置了1954年全国农家收支—次性调查工作。这次调查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一次大的农户调查,为了进一步提高今后的工作,现将这次调查中的几点基本经验总结如下:

介绍1955年农家收支一次性调查方案

农家收支调查(即过去所称的“农民家计调查”)是一项富有政治经济意义的调查.它的中心目的是取得系统、全面的农户的现金和实物收支资料,以便根据这些资料来系统、全面地研究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变化情况.

我们初步开展了分析利用农家收支调查资料的工作

湖南省有807万农户,从1955年开始,根据全国的统一布置,进行了1954、1955年农家收支一次性调查,从1956年起开始经常性登记工作。现在全省有34个调查点,510户调查户,其中山区13点195户,丘陵区16点240户,滨湖区5点75户。几年来,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收集了极为丰富的农家收支资料。

关于农家收支一次性调查中脱离实际倾向的我见

农家收支调查工作,目前各地正在陆续转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经常登记制度阶段,一次性调查将成为过去,但认真地批判一次性调查中的偏向,研究解决一次性调查给经常性登记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克服造成这种偏向的根源,对今后整个农家收支调查工作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里发表了何斡同志“关于农家收支一次性调查中脱离实际倾向的我见”一稿供大家研究参考。希望研究和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能够根据平日在工作中的体会提出自已的看法,以便于统一认识,更好地工作。

全国农家收支调查工作座谈会简讯

国家统计局于1957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召开了全国农家收支调查工作座谈会.

关于巩固农家收支调查的调查户与调查员的意见

农家收支经营性登记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巩固调查户.因为只有巩固了调查户,才能贯彻经常性登记,否则就达不到经常性登记的目的.农家收支经常性登记工作,还是一个新的尝试.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宣传工作十分必要:凡是宣传工工做得好的,调查户思想上就没有什么顾虑,工作就能顺利进行;凡是忽视宣传工作的地方。

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农家收支调查县配备专职调查人员

广西省人民委员会于2月8日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省22个农家收支调查县配备专职调查人员.通知指出,几年来,22个县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对研究农民的生产、收入、支出和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变化情况。

民国时期贵州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基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分析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农民生活水平是反映农家经济状况的核心内容,也是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世纪30-40年代,因军阀反土司势力之残存,贵州地区地权分配呈不均之态,农户经营农业成本高昂,所以农民整体农产收入不足。由于收入的不足,贵州地区的农民普遍以借贷度日,农民为生产不得不忍受高昂的利息,农村高利贷现象盛行。

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农业统计工作会议

1981年12月5日至17日,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统计工作会议.会议除汇报1981年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情况,讨论1982年农业统计工作要点外,还讨论了农产量和农民家庭收支两项抽样调查方案和贯彻这两项方案的具体办法.会议期间,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常诚同志作了《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的讲话,并作了总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