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幸福感作用机制研究

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提出,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不断发展,成为影响农户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引入互联网金融广度、深度作为解释变量,对665份农户样本的幸福感水平进行多维分析,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不同类型的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以机会不均等、经济获得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广度与互联网金融深度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幸福感;互联网金融广度和深度可以通过降低机会不均等程度、提高经济获得感程度,从而实现幸福感提升。因此,在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前提下,应丰富互联网金融产品种类,提高单项互联网金融的使用效益,深化互联网金融广度和深度,提升农户幸福感。本文仅供参考。

涉农小额信贷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家庭消费视角

基于CHFS数据库所包含的农户家庭金融数据,分析了农户参与涉农小额信贷的影响因素,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了其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测算了其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中青年、家庭资产丰厚、金融知识丰富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涉农小额信贷;涉农小额信贷能够明显促进家庭总消费,尤其是生产性消费;涉农小额信贷本身与其促进的消费行为均能明显提升农户幸福感,经过方差分解发现通过消费渠道提升的效应占主要部分。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对农户幸福感的提升——以四川省宣汉县杏树村为例

近期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拓展乡村特色产业,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重点任务,培育知名品牌,深入推进产业扶贫。本文以四川省宣汉县杏树村的红杏产业为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必要性以及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与农户幸福感——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创业不仅关系着自身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对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构建了＂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农户幸福感＂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村庄社会地位在农户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创业对农户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创业农户比非创业农户的幸福感更强;农户创业正向提高农户村庄社会地位;村庄社会经济地位和村庄社会计量地位对农户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农户是否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农业机械化水平、农地确权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意义】探讨农业机械化水平、农地确权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找出提升农户主观幸福的有效路径,拓宽政策研究视角。【方法/过程】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地确权等维度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机理进行探究。【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地确权均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农地确权与农户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婚姻状况对农户主观幸福感评价有负向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健康状况、社会地位认同对农户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