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下的辽宁省农户福利测度分析

研究不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农户福利状况,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分为高、中、低人力资本三类,采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农户福利水平测度,得出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农户福利水平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等结论。提出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女性健康资本等政策建议。

电商行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商成为衔接数字经济与小农户的重要桥梁。参与电商能否提升农户福利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山东省571位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构建反事实框架,分析电商行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效应,并通过构建“电商行为-数字素养-农户福利”的中介效应模型,揭示数字素养在电商行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参与电商对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反事实假设下,实际参与电商的农户假如选择不参与电商,其福利水平将下降12.0%;实际未参与电商的农户假如选择参与电商,其福利水平将提高18.4%。第二,参与电商所带来的福利效应对于不同的农户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长、家中网络条件越好及所在村庄互联网宽带普及率越高的农户,其电商参与行为的福利效应越高。第三,数字素养在农户电商行为对其福利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地方政府应践行“数商兴农”战略,加快推进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提升农户数字素养的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福利增长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动力因素与优化对策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农户福利增长的重要路径。中国休闲农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可以划分为休闲体验型、观光采摘型、休闲农庄型、村镇旅游型以及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型等5种模式,更好地推动休闲农业发展,需要明确其动力因素,具体包括国家政策扶持力、农业资源吸引力、市场需求拉动力、经济发展推动力。在此基础上,推动基于农户福利增长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整体优化,需完善休闲农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对休闲农业相关人才的支持与保障,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坚持特色化发展战略,大力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旅游产品;完善休闲农业的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构建休闲农业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休闲农业智慧化发展。

易地搬迁社区扶贫车间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

探究扶贫车间政策对搬迁社区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有利于深入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文基于内蒙古3个旗(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实地调研数据,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福利测度,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一步验证扶贫车间的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扶贫车间政策显著提高农户的综合福利水平,保障了农户的基本生活,提高了留守老人和女性的就业质量,促进了邻里交流融洽程度,但其他维度还需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社会资本、农户福利与贫困——基于河南省农户调查数据

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的关系是多层面的,可以从国家、区域层面来研究,也可以从社区、村庄范围来切入,还可以从家庭层面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之,关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仍无法达成共识。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层面,社区、家庭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社区、家庭范围入手,依据网络规模、公共参与、人际关系三个指标考察社会资本、农户家庭福利、农村贫困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更丰富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经济福利;丰富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户规避风险,降低陷入贫困的概率。

农村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改善农户福利了吗?——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制度变迁为理论框架,讨论了作为农村金融诱致性变迁载体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文章使用D ID模型对苏北L村79户农民在样本互助社建立前后的信贷可获性与收入进行比较,发现互助社对农民的福利水平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助社这一制度创新对提升农户的福利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

通过建立供给需求方程分别测度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在此基础上,对农户的长短期消费者福利效应和生产者福利效应进行有效测度并比较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之前与实施之后所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1作为主粮之一,小麦供给和需求均缺乏弹性,其供给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值分别为0.461 5、-0.387 2和-0.173 1。2农户福利明显受到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影响,该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农户福利的增加;具体而言,它带给农户的福利变化以生产者福利为主,且其福利变化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基本一致。基于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设计、构建小麦最低收购价价差体系、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效果、逐步改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配套措施等对策建议。

渠道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福利水平

使用2017年江苏和山东两省农户家庭调查数据,通过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构建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农户遭受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其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使得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分别平均降低16.1%、14.2%和17.6%;非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使得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分别平均降低13.5%、12.1%和14.7%;混合金融信贷约束使得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分别平均降低19.1%、16.8%和20.6%。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变化研究

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评价法测算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变化的情况。结果表明:(1)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有所下降,其模糊评价值从流转前的中间状态值0.5下降到0.376;(2)除居住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外,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环境、参与自由及合理性和情感这5项功能性活动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和参与自由及合理性这两个指标;(3)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夏区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的农户福利水平显著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咸安区。

中国农产品关税减让增加了农户福利吗?

基于农户福利模型与补偿变量概念,本文建立了中国农产品关税减让、进口价格变动与农户福利关系的理论机制与检验模型。首先测算了中国农产品关税减让和进口价格变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影响程度;然后测算了农产品国内消费价格变动对农村家庭成员工资的影响;最后从农业经营收入、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农产品消费支出的角度,全面汇总中国农产品关税减让和进口价格变动对农村家庭真实收入及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关税减让、进口价格变动对国内农产品消费价格有显著的传递效应,且随农产品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一作用对农村家庭真实收入与福利水平产生了明显影响;关税减让和进口价格变动对中国农村家庭福利的影响存在家庭收入和所处地区的差异性。

小流域治理后农户福利变化与差异的研究——以陕西省安康市为例

在2013年3月入户调查、获取陕西省安康市白河、旬阳等四县小流域治理项目区506个样本农户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描述性统计和对应分析模型,分析了小流域治理前后农户的经济福利、农户对项目的评价以及农户家庭特征、小流域治理参与程度与经济福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福利方面,小流域治理后,农户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以及家庭支出都有所增长;大多数农户对小流域治理持肯定态度,认为小流域治理后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小流域治理项目减少了当地自然灾害的发生,缓解了水土流失状况;进而从家庭特征和参与小流域治理情况区分了样本农户的个体差异,发现非农收入对提高当地农户家庭年收入和支出有着重要作用,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与农户收入支出关系密切,被调查农户参与小流域治理情况与农户经济福利状况关系密切等。

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感知实证研究——以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周边5个乡村旅游社区为例

基于国内外乡村旅游社区相关文献的分析,以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周边5个乡村旅游社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福利满意度与关注度(即重要性认知)构建四象限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感知情况。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社区农户对福利关注度均较高,但总体满意度不高;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感知因地域资源条件、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经营方式及参与方式与程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增进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的相关建议:(1)通过政府主导强化主要优势,巩固已有福利;(2)挖掘资源潜力改变次要劣势,完善福利体系;(3)通过市场配置突破主要劣势,增加福利来源。

宅基地权利分置的制度结构与农户福利

研究目的:在分析宅基地制度改革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基础上,提出一种权利分置的制度安排,期望为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方法:运用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及自然实验法、实证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城乡联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作为检验宅基地权利分置制度绩效的现实参照。研究结果:联建后农户总体福利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从子系统看,福利效应最显著的是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就业发展和家庭经济居中,公平感知最差;从重要性来看,农户看重的福利因素依次为公共服务、家庭经济、居住环境、就业发展、公平感知。研究结论:宅基地权利分置改革思路可行,风险可控,但约束条件与机制设计至关重要。应以权利分置为突破口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并从底线出发搞好约束机制设计。

农村宅基地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四市为例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河南省4市宅基地流转农户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宅基地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情况及农户之间福利差异,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引起农户福利变化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下降,且农户间福利差距加大。受教育水平、非农就业、参加社保、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参与流转意愿以及整体满意度对农户福利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阶段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在高分位点上不如低分位点上更为有力,非农就业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农村社保、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分位数回归系数值变化趋势分别是先减少后增加,先增加后减少,参与流转意愿对中低分位数上农户福利变化影响的边际效应较大。因此,在加快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支持力度和教育投入、实施非农就业指导培训、尊重农户流转意愿和提升农户对宅基地流转的整体满意度的基础上,对流转后福利变差的农户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增加其职业技能培训和受教育的机会,这对增加农户福利水平,缩减农户间福利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福利研究述评

由于农户福利集中体现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本文通过文献回顾与分析,对国内农户福利的研究从概念、测量指标体系、研究方法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价,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应该着重关注的研究方向。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福利变化测度研究——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

以荆门市P村为例,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对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福利变化进行测度研究。结果显示:资本下乡后农户福利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接近福利中间水平;从功能指标上看,除景观环境外,农户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生活条件、心理因素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从转换因素上看,家庭成员平均教育水平、家庭女性人口比、非农就业人口比、家庭抚养人口比是导致农户福利产生变化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在资本下乡过程中,保障农户合法经济利益、加强环境保护与监管、减少不公平现象是保护和改善农户福利的有效手段。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农户福利效应分析——以德清县东衡村、砂村为例

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德清县砂村、东衡村为调查样本区,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实地调研法获取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和C&L权重法定量测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前后农户福利水平变化。研究结论:(1)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有一定提升,但组织建设水平在入市后有下降趋势;(2)不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对农户福利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差异小;(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村客观福利水平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农户主观福利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应关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不同群体带来的心理差异,探寻农村组织建设新模式,提高农民对信息的知晓程度,完善农民决策参与权,增强农户心理认同感与获得感。

农户福利视角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比较研究

美丽乡村建设的焦点是怎样既能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又能确保农户福利增进。按照投资主体不同,美丽乡村建设可分为政府主导型、资本主导型和农户自主型三种模式,但哪一种模式更能增进农户福利,学术界对此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和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以成都市6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为研究样本研究三种模式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模式,农户自主型模式更有利于农户福利改善。政府应更新观念,大力倡导农户自主型模式;以"还权赋能"为目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与治理制度的联动改革,为农户自主实施乡村建设创造条件;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积极性,形成美丽乡村共建共享共治新机制。

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1991—2009年大米生产与消费的相关数据,在对大米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估计的基础上,运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对中国大米价格波动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1991—2009年期间,价格波动导致农户短期生产福利为26.79亿元,农户短期消费福利为-68.17亿元,农户短期总福利累计为-41.36亿元;农户长期生产福利累计为27.43亿元,农户长期消费福利累计为-18.93亿元,农户长期总福利累计为8.51亿元。大米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的相对值决定农户总福利效应。当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收入大于大米消费支出变化时,农户福利得到改善;反之,农户福利恶化。大米价格变动的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与短期福利效应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农户长期福利效应优于短期福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