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农本局与四川农村合作金融建设(1937—1942)

农本局在川合作金库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抗战时期,农本局曾在川辅设了大量的县级合作金库,对四川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推行贷款、存款以及汇兑等业务,农本局合作金库对调剂四川农村金融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功效。然而,农本局不仅未能抑制农贷市场的无序竞争,相反还使川省农贷局面更加复杂化。合作金库对农本局资金的依赖,以及农贷金额少、周期短、有违农时等弊病严重阻碍了川省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农本局述论

抗战前夕,鉴于"复兴农村工作"和"加强农业金融发展"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农本局,以流通农村资金和调整农产运销。农本局着力于"全国农业仓库网"和"合作金库网"的建设,举办各类农产贷款,调剂运销。这对于支持抗战,保证军需民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农本局并未实现复兴农村的初衷。随着各种专门机构的设置,农本局的职能不断萎缩,乃至最终被取消。

农本局合作金库与近代农村金融建设

为推动现代金融组织发展和改善农村金融状况,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本局,以辅导设立合作金库网络,管理农贷业务。抗战时期,农本局通过机构改革、人员培训等一系列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推动了农村金融、农业技术和合作组织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是近代中国农村金融建设中一次有益的尝试,对我们当前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和推进新农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的“平价大案”始末:以农本局改组为中心

抗战时期,物价上涨引发了大后方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为了解决物价问题,国民政府以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等机关负责粮食及日用品等物的平价工作,但效果并不显著。1940年末,蒋介石以物价不平、营私舞弊为由,兴起"平价大案"。"平价大案"的发生及农本局的改组,深刻反映了财政部孔祥熙、徐堪与经济部翁文灏、何廉之间的权力斗争。

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与合作金库

鉴于商业银行农村放款的弊端,自1936年到194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试图通过由国家行局等提倡机关辅导设立合作金库的方式,建立系统的合作金融制度,但没能成功。所设立的合作金库实际处于提倡机关控制之下,且不成系统。本文以先后作为主要提倡机关的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为分析中心,对国民政府尝试建立系统合作金融制度的问题做一探究,认为以提倡机关辅设合作金库的方式建立系统合作金融制度归于失败,表面看来是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深层次上则是因国民政府农村金融政策的缺陷所致。

民国时期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

为应对近代农村的经济危机,南京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农本局作为国有农村经济机关以经营农贷业务,两大机构发放的贷款有效缓解了农村的金融枯竭。但它们在机构制度和业务经营上有同有异:农本局以培育民营的农村金融制度为目标,辅导成立了数百所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发放了数千万元的农村贷款,并且尽力促成合作金库的民营化,还以金融力量提升了近代农业的科技水平,在良种推广和水利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农民银行以提供正规的农村金融服务为目标,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发放的农村贷款是农本局的数倍。

民国时期农本局的农贷业务与良种推广

南京政府时期农本局在经营农村金融业务时注重与技术部门合作,使得改良种子走出了实验室,在近代农村生产中得以运用,农本局的良种推广工作体现了农村金融和农业技术协同发展的工作思路。

抗战期间农本局的水利和手工业贷款浅析

抗战期间农本局的水利贷款改善了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效增加了战时的粮食产量;乡村工业贷款则刺激了农民的生产需求,增加了棉纺品的供给,有效弥补了战时人们的消费需求。

人事与理念:翁文灏、孔祥熙与农本局组织演变

农本局最初为国民政府实业部下属从事农贷业务的金融机关,全面抗战期间,其职权被迫扩张,兼负购销粮棉、平抑粮棉价格之责,但因战时诸多因素制约,其问题迭出,因而先后接受两次改组。第一次改组,孔祥熙以农本局理事长身份介入,获得农本局的人事控制权,但与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暗生嫌隙。第二次改组,孔祥熙借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彻底将农本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划归财政部管辖。两次改组背后,翁、孔之间的人事纠葛与理念分歧贯穿始终且互为表里。翁文灏通过机构改革实现物资管制的挫败,反向推动农本局走向孔祥熙所倡导的利用财政手段管制物资价格的路径。最终,农本局由经济部转投财政部,粮食、花纱布等行业亦相继开始征收实物税,并从自由市场转向全面统制。

国民政府时期农本局与现代农业金融

农本局曾作为国民政府调整农业金融的机关,通过辅导成立合作社,辅助设立合作金库,建立农业仓库,初步建立起一套实行农贷的网络,这些都促进了现代农业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流通了农业金融,打击了农村的高利贷。由于存在一些问题,农本局没有完全实现其调整农业金融的目标,最后农贷业务移交给中国农民银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工厂内迁。然而由于战时需求陡增,上海的纱厂获得了空前利润。此时内迁至环境恶劣的国统区违反了资本家的意愿,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后方地区生产设施短缺,加之战后沦陷区民众内迁,日本封锁内地经济,国统区棉制品需求激增,进而引起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棉业统制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通过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物资局等机构推行统制政策,投放储备棉,欲藉此保障供给、平抑物价。然而资本家不仅不积极配合,反而勾结投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花纱布价格飙升,黑市猖獗,市场一片混乱,国民政府对棉业的控制流于失败。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国家权力和纺织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就已经开始动摇。

1942年陕棉征购风波

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棉产地主要集中在四块地方：陕豫区、襄樊区、湘鄂区和浙东区,其中尤以陕西的关中一带,是后方各省用棉的主要源产地。物资局督促农本局在1942年收购原棉30万市担,农本局分配到陕豫区24万市担,由此可见,能否控制陕西棉花市场,成为物资局管制花纱布成败的关键。抗战中期,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物资日渐匮乏,物价飞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沿诲、沿江、沿铁路各大城市相继陷落,外贸被封锁,交通路线被切断,进口纱布锐减,纱布价格日趋上涨。在此非常时期,国民政府决定实行花纱布管制,但在具体实施中,其办法却时有变更。由于在此时期四川棉纺织业在后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经济部农本局时期 农本局本隶属实业部,国民政府内迁后,改隶经济部;1938年又改组为农业调查处,办理运销事宜。在此时期,国民政府虽曾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条例》,但当时物价尚平稳,此等法令尚属战时应准备的预防工作。

旧中国的合作金库和中央合作金库在天津设置河北省分库概况

“合作金库”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性质上,都应当是群众组织的合作社联合成立的合作金融组织,可是在旧中国的合作金库,虽然有的在名义上也说有群众组织的合作社参加投资和经营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官僚资本体系中假借合作名义,对群众组织的合作社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手段。旧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金融组织有四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

毕云程、穆藕初的君子之交

穆藕初是当年上海滩著名实业巨子、民族精英、中华先贤;毕云程是从乡下到上海当学徒的清贫学子、有志青年。穆先生爱才如子,毕云程求知似痴。由于两人都有爱国自强的报国理念,崇尚学问,蔑视权贵,恪守诚信,几十年中时分时合,分而不离,友谊长青。为世人留下美好的人生回忆……

吴鼎昌的实业主张与实践

1935年12月,吴鼎昌由银行家、报人一跃而为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1938年1月,吴鼎昌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并长达7年。无论任职实业部长或是省主席,吴鼎昌都发挥自身优势,联系实际,注重发展全国及地方的实业。担任实业部长,他奖励生产,发展贸易,积极推进农村合作事业,发起成立国货联营公司,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国现代实业的发展及经济现代化产生影响;筹备成立农本局,创办县市合作金库,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主政贵州,他采取措施发展农林牧蚕、电工矿、交通运输等实业,创办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促进贵州经济发展。吴鼎昌发展现代实业的主张与实践,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挥了实际作用,但受到国民党政权体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很多主张与实践存在一定局限性,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统制经济视野下的1942年陕棉征购案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统区资源短缺加剧,日用必需品价格暴涨。国民政府为平抑物价、管制物资,先后委派物资、农本两局主持征购陕西陈棉,保障市场供应。但在征购过程中,政府与商人囤户争夺利益,各机构相互牵掣。1942年12月,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因征购不力被撤职查办,相关机构亦进行了撤并重组。陕棉征购失败暴露的问题,源于国民政府整体管控能力的不足。在对日战争中,国民政府试图在前现代的社会经济框架下运用现代的统制技术,捉襟见肘在所难免。

试析何廉与战后政论期刊《世纪评论》的学人群体

《世纪评论》1947年1月创刊于国民党首都南京,是战后汇集南北学人的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政论期刊,至1948年11月13日停刊为止,共出版四卷,92期。与战后最具影响力的《观察》相比,《世纪评论》创刊晚半年,早一个月停刊,是可与之并列的深受自由主义者和读者青睐的一份精英期刊,影响力不可小觑,本文关注亦政亦学的创办人何廉与《世纪评论》的关系。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有关何廉的研究。

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

《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The Economy of Chinese Mainland:National Incomeand:Economic Development,1933~1959),1965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刘大中(Ta-Chung Liu)和叶孔嘉(Kung-Chia Yeh)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当时分别供职于康奈尔大学和兰德公司。作为由兰德公司主持的、为美国军方进行的兰德研究工程的一部分,该书重点对30年代特别是1933年中国国民收入进行估算,以此作为衡量30年代到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基准。在估计过程中,作者在范围上力求覆盖各个经济部门、整个大陆的地理范围以及国民收入的各组成部分;在方法上,作者把经济部门分为整体上比较可靠的'确定性部分'和可信度较低的'不确定性部分',予以区别对待;在资料方面,作者运用各国学者和大陆官方资料,以及有关抽样和重点调查的资料,将这些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形式取得的资料相互比较和印证。该书出版后,在国外中国经济史学界受到重视,它关于中国国民收入的推算结果以及关于1933~195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观点,特别是1933年国民收入估计数据,被广泛引用。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该书'对中国30年代经济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中译本第155页)。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部分,共五章;第二部分是附录和参考资料,即估计数据和图表,占全书正文的60%,限于篇幅,现将第一部分节译刊出,仅供读者参考。

1942年,穆藕初梦碎重庆

1942年冬天的重庆,冷雨阴雾,看不到阳光,也看不到希望。穆藕初,从浦东川沙走出来的一个棉花行学徒,成为实业家,又成为国民政府农本局总经理,一路走的艰难。在颠踯大半生后,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但大后方陪都却没有给他疲惫的心灵一丝的抚慰和安全感。12月3日,他突然被蒋介石撤职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