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演进及路径转向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理念依托与实践行动导向,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在多个维度上体现出突出的社会政策蕴涵。首先是治理主体维度的“社会性”,即在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下,由政府主导,村集体组织,企业、社会组织、村民对农村人居环境主动参与的治理过程。此外,通过农村人居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治理内容的“生活性”维度直接体现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政策蕴涵,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划分为萌芽、初创和形成等不同历史阶段,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演进特点和历史性评价。同时,揭示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式”治理,推动主体由地方实践探索向中央主抓、央地协动,治理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以及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密切结合的路径转向。

南昌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评价

为推动新农村建设走深走实,努力建设更高质量、更加宜居、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时代“五美”乡村,对南昌市5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南昌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设计比较合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项政策为优秀,1项政策为良好,2项政策为中等,1项政策不良。5项政策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南昌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方案(2021—2025年)》《2021年全市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及未来五年工作指引》《2023年全市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2023年度全市农业农村“两整治-提升”行动“两年大变化”实施方案》《南昌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办法》。5项政策在政策问题、政策工具和政策价值3个方面优势比较明显。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量化评价研究

以2014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颁布的209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并结合政策特点,确定了政策评价的9个一级变量和41个二级变量,构建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量化评估指数模型,并选取9项政策进行PMC指数计算和PMC曲面图绘制。研究发现:所选取的9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总体评价等级为“优秀”,无“完美”和“不良”等级,说明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整体设计较为科学合理,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政策时效、政策受众、政策领域、激励措施是未来政策调整修改的主要方向。

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价值结构研究

我国政府颁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体现了安全性、保健性、便捷性、舒适性、可持续性等价值选择。以政策文本为载体研究政府行为的价值内涵及其结构,是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理论揭示政府运行规律及绩效生产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构建我国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价值结构二维分析框架,从治理价值选择维度和人居环境价值要素维度两方面对58份核心政策文献进行量化研究。从价值结构横向来看,呈现出以可持续性优先、安全性匮乏的价值要素特征。从纵向来看,尽管政策价值选择分布已较为全面,但仍存在不均衡的现象。此外,便捷性、保健性、舒适性紧紧围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两大政策领域,不同农村人居环境价值要素在政策领域占比差异较大。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工具关涉政策目标的达成,政策工具的科学选择与运用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取得实效的重要论题。文章运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针对于政策工具的三种类型而言,强制型、混合型和自愿型工具分别呈现出使用较多、乏力和不足的现状。虽然在政策演进的过程中,工具的使用占比有缓和的态势,但是折射出多元参与匮乏、执行合力不足以及治理乏力等问题,未来应通过强化政府“软管理”、实现工具的协同与组合搭配以及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等措施,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网络,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

技术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

基于技术异质性视角将共同前沿分析框架与SBM模型相结合,构建共同前沿全局SBM模型测度2015—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借助无效率解构分析效率损失原因及改善潜力来源,并采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其时空动态演化特征。研究表明:(1)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与治理技术地区差异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梯度特征。(2)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态势且内部差异趋于缩小。(3)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研究期内空间集聚格局并未发生剧烈变化,东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率发展迅猛但带动作用有限,西部和东北地区长期处于低位,中部有较高水平突破。

行政激活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

作为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正在各地展开。调研发现,囿于“服务者角色”对“规制职能”的替代、“技术性治理”对“地方知识”的拒斥、“控制权下沉”对“政策转化”的限制,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行政支配造成“自治”及其背后的农民主体处于“被围困”状态。为此,应创设村庄自治机制和支持结构、实现行政服务和规制职能统合,塑造知识民主观念和沟通机制、完成行政技术与地方知识适配,厘清乡村关系和做好政策转换、保证行政治权与自主治理有效等,以达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效、有力和可持续。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实困境及对策

以E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走访,了解该镇人居环境治理现状。经过不断治理,E镇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实践中可能存在村民参与积极性、相关政策、基础设施、专业型人才、资金及产业优势等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包括坚持多方合作治理、完善人居环境管护机制、加强基础设备建设、拓宽筹集资金渠道、注重培养专业型人才以及积极打造地方特色产业等策略,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参考。

现代化视域下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是制约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的瓶颈。本文以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阐释现代化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意蕴、发展进程及主要问题。提出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在优化布局、多元共治、内外协同、建管并举和宣传教育上下功夫。

“千万工程”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还存在单一化、同质化、偏失化等不足。浙江省嘉善县缪家村在“千万工程”的带动下,从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方式、结构等维度发力,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因此,缪家村的成功实践可以为其他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与发展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问题及路径分析:以陕西省C县为例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事关美丽中国的建设。以陕西省C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着重对陕西省C县的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生活垃圾处理、“厕所革命”进行审析,阐述了目前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振兴发展的路径。

数字技术如何驱动基层环境治理现代化——以江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5G+长效管护平台为例

数字技术作为基层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工具,通过不断的迭代更新为促进基层环境治理的敏捷化与精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其在基层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仍然存在技术悬浮、技术搁置等形式化现象,引发了地方政府在数字技术应用上的授权模糊与多元主体间“冷热不均”等问题,需要从政策制定与执行等环节对数字技术应用进行规制与约束。基于此,本研究构建“技术—制度”互动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的工具性应用与环境政策执行之间,多元行动者参与不仅链接了数字技术与基层环境治理,还确保了环境政策执行落地见效,并在基层环境治理实践中,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了多元化解决方案。江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5G+长效管护平台案例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制度”互动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为数字技术驱动环境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以H县为例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目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总体质量水平不高,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和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差距。因此,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指明方向。研究以H县为例,基于目前人居环境治理在政策宣传力度、乡村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以期提升H县人居环境治理效果,改善该县农村人居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优化分析

人居环境是乡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基于新时期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与贯彻落实,该文以农村人居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基本思路,明确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出改进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求,进而提出适用于广大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治理优化的措施方法,希望能够为促进农村地区人居环境的治理改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

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实证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毕节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着思想认识不够高、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基础不牢固、治理联动不紧密、治理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应从提高治理认识、健全治理体系、夯实治理基础、找准治理路径、增强治理实效等方面着手,以推进毕节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水平。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困境与法治保障:基于对X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的个案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X村作为人居环境治理的一个典型示范村,在实践中虽形成了党建引领促进人居环境治理、榜样示范作用带动人居环境治理、首创“六个一”做法完善人居环境治理机制的有效经验,实现了该村人居环境大幅度改善,但仍面临着法律体系构建未能契合实际需求、“人财物”三要素保障机制不完善以及群众主动参与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为实现人居环境的治理有效,提出法治保障举措,具体包括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优化制度体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人财物”保障机制、转变理念以激发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八步沙林场环境治理实践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在40余年的治沙绿色实践中,用心血和汗水书写了荒漠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不仅改善了八步沙林场周边的生态环境,还为古浪县周边6万多的生态移民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需要充分借鉴八步沙林场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助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在乡村建设的宏观蓝图中,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不仅是乡村美化的直接体现,更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石,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推进农业体系现代化、农村社会整体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近年来,为加速这一进程,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然而,我国农村在环境综合治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阻碍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也对推进乡村振兴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仍需持续努力,提升农村环境综合治理能力,以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政策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践路径——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一些村庄在政策的牵引下,动员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积极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从而激活了村庄潜在的治理能力,实现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政策激活自治”。公共品供给政策的灵活性、以村干部为核心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以小组为单位的内生性治理能力构成了政策激活自治的政策、组织和社会基础。基于公共品分类的视角可发现,政策的牵引效应主要作用于与农民关系紧密、投入较少的建设项目上,而对与农民关系松散、投入较多的公共项目作用有限。政策激活自治的存在,启发我们在公共品供给中掌握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区分不同项目与农民的利益链接,通过适当的政策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