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收入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自河南陕西两省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2018年在河南省和陕西省收集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整村全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的条件下,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再迁移意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必要的政策改进在于:持之以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面向农村农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城乡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差异

基于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选取自评健康、患慢性病、门诊就诊和住院情况等作为健康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了农村留守人员、农村迁移劳动力以及城镇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健康选择效应以及迁移经历对健康的损耗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同时存在健康选择效应与健康损耗效应,并且二者共同作用会对城乡居民的健康差异产生影响。相对于农村留守人员来说,农村迁移劳动力综合健康水平更差,自评健康水平更低,慢性病患病率相对更高,而城镇居民则具有显著的健康优势。综合来看,流动经历或流动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扩大中国城乡居民的健康差异。为保障人民健康,改善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资源分配等多种途径缩小城乡居民的健康差异。

基于风险分散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研究

有关风险与迁移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比如,已有研究并未区别风险厌恶与风险分散的思想.风险分散思想基本来自于投资组合理论,但风险厌恶是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通常有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性与风险厌恶型三种类型,而且对风险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同时,有关风险的来源也没有明确界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而言,从事农业会有风险,但迁移到另一个劳动力市场,从事非农活动,也同样面临风险,决策者如何平衡这各种风险？风险如何影响决策者的行为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农村劳动力迁移为什么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广东为例

广东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农村劳动力迁移量和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本文从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分布和农村劳动力迁移对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两方面对此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因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受到歧视,一般在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另一方面因为农村劳动力迁移扩大了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探讨

人力资本理论是透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视角。我国农村面临低素质劳动力难以迁出或迁出后就业质量低、高素质劳动力不愿迁回的双重困境。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迁出困境,农村人力资本回报不足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迁回困境。因而必须在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农村低素质劳动力的迁移能力;在生活保障、工资待遇等方面增加人力资本回报,提升高素质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不断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力资本增值和农村劳动力的全面发展。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迁移带来的人力资本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和农村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伴随着区域产业的调整,区域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将会随之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将会面临新的趋势和调整。为了更好的探索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地理集中程度为0.35,其中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力资本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集聚程度,需要做到加强劳动力输出组织的建设,促使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以及改善其劳资关系,努力拓宽劳动力跨区域迁移领域和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及其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在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中,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认为是造成“三农问题”的罪魁祸首,而且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现代部门。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就会对城镇就业产生冲击,因此,这种转移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农村劳动力迁移率的简单模型中可见它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迁移、老人照顾需求与社会支持介入方式分析

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及家庭结构核心化,我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导致家庭照料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更加凸显。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文章审视了农村老人的照顾需求及其差异性,同时也探讨了农村老人照顾需求与社会支持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适当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政策建议,以弥补老人照顾需求与家庭照顾的不足,最终实现维持社会与家庭照顾责任之间平衡的目的。

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分析

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与政府鼓励迁移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系统演化路径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的迁移损失越小,越有利于劳动力迁移;劳动力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大小对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以后获得的无形效用和福利越大,对劳动力迁移的吸引力越大;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政府总成本支出与额外收益之差对其采取何种策略有重要影响。

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中非数量因素量化初探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进行定量研究首先要将影响迁移决策的各种因素量化。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心理成本、迁移网络和政策制度等心理学和社会学非数量因素对迁移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有定性分析,但缺乏相应的定量说明。在现有的研究方法和定义模式下非数量因素不能精确量化。旨在探讨将非数量因素量化的基本方法,给出一种基于序数效用论的替代计算方法。

越南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信贷约束研究及经验借鉴

劳动力迁移问题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越南Die PPhan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信贷约束存在正相关关系,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可用的数据。本文针对越南诸多此领域的学者对该问题的不同见解和研究结论进行分析及阐述,借鉴了其中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信贷约束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个体微观决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改善农村社区条件等政策措施来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迁移。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部门选择与性别差异

基于最近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应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部门选择行为展开经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分解,以研究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部门之间的性别歧视。主要研究结论为:工作搜寻渠道和个人人力资本状况(特别是教育水平)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和迁出地等特征变量对其部门选择的影响较小;同时,虽然农村迁移劳动力在部门选择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其性别差异主要来自于个体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纯粹性别歧视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微观行为机制的理解,同时认为加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是推动中国二元经济快速转型、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

新形势下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再思考——基于托达罗模型的迁移反应函数的反思

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在很多城市里,农村移民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城市工作岗位的产生速度,超过了城市工业和社会服务的吸收能力。在经历多年的大规模农村移民潮之后,虽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迁移总量在增加,但是增速却呈现放缓的趋势,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与新情况。本文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现状,对托达罗模型的迁移反应函数进行了反思,并对此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转型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即城市失业规模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城乡劳动力迁移规模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因为迁移成本存在流动性限制,使得农村居民收入为负值,但不显著。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探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迁移越来越普遍,由此而造成的某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的最初着眼点是迁移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交通运输趋紧、城市社会服务沉重,农村领域出现某些资源浪费等,通常被称为迁移的负效应.换一角度来看,实际也可称为农村社会劳动力迁移的社会成本.并且,劳动力迁移潮流的持续涌动,还可形成超经济领域以外的另外一种震荡,或引发某些危机因素,这些因素可称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社会风险.与此同时,迁移者本身在迁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承担着进行迁移所付出的费用和损失,并且承受着某些迁移过程中遇到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称之为个人成本和风险.这两者同时存在,并且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成本和风险受到高度重视,成为对策研究的中心,而个人成本和风险的考察分析。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最近撰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个人成本和风险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看法。作者分析,迁移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成本支付有:一、交通方面的费用;二、迁移过程本身需要向有关部门支付的管理费用,包括办"暂住证"、"治安管理费"、"卫生费"

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实证检验人口密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村劳动力迁移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环境越好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越强。

文化差异、就业平等性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一个同时考虑非货币效用的分析框架

中国东北地区先行出现人口负增长,劳动力跨省迁出规模较大,而另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跨省迁移却很少,这无法简单地用劳动力迁移规律解释。本文同时考虑迁移的货币效用和非货币效用目标,拓展了托达罗模型,构建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的决策分析框架,从区域间文化差异与就业平等性差异视角解释上述现象,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利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两配对构建农村劳动力省际迁移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同时追求非货币效用的假设能有效解释经济欠发达地区跨省迁移少的现象;(2)就业平等性对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的重要影响能有效解释东北等地区劳动力大量外迁现象,它不仅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就业概率、岗位选择与晋升,也影响其迁移的非货币效用;(3)在控制经济水平和就业市场容量等因素后,以平等就业环境测度的区域就业平等性差异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从就业平等性低的省份迁往就业平等性高的省份。

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2003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农村地区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该制度在异地参与与就诊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政策,使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迁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枷锁效应"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拉回效应"出发,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该制度对农民工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农村劳动力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使其外出务工的概率下降3.52%。同时,对于已经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显著增强了其返乡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该项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速了"民工荒"现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