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协商民主的矛盾诊断与化解之策

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协商主体参与协商的愿望与协商能力不足的矛盾、农村基层协商内容的广泛性与协商渠道单一性的矛盾、协商民主规范化要求与协商制度不完善的矛盾,以及乡村治理对协商民主的迫切要求与协商成果转化治理效能不显著的矛盾。本文在充分诊断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在农村推进协商民主提供借鉴参考。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功能: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完善与规则耦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内容、组织形式以及治理机制等明显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协商民主给农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平台,但农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并存共治亟待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各主体行为规范的完善及不同规则的逻辑耦合就成为农村协商民主能否稳健存在及有序运行的关键。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在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完善及规则耦合方面扮演着组织领导的重要角色。基层党组织既要指导多元主体各自的规范完善以保证其民主性,又要负责农村治理整体性规则的耦合以增强农村治理的整体性及协调性,从而推动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运行和农村治理的成熟完善。

从工具到机制:农村协商民主的生长过程与局限——来自苏南某村庄的案例

农村协商民主对于扩展村民有序参与、促进村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从静态视角观察乡村协商民主,可能忽视其在农村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期间乡村治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苏南某村庄的案例提供了动态分析的视角。分析表明,农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一个从治理工具到治理机制的发展过程。协商民主在最初阶段作为治理工具被发明出来,用以化解乡村矛盾;而后在基层政府推介下扩展功能、完善机构,发挥信息沟通、有序参与和协商村务的功能,成为治理机制。同时,农村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表现为在结构上实践与法律相脱节;在运行中威权引导盖过民主协商。学术界与实务界需要在肯定乡村协商民主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过程中优化改进,克服局限性。

脱贫攻坚视域下农村协商民主与精准脱贫关系研究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农村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形式,它保障了参与的机会平等,保障了参与的权利平等,促进了参与的积极性,促进了意见形成的公共理性。农村协商民主对精准脱贫具有时代意义,通过农村协商民主,为脱贫工作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精准脱贫等环节建立起新的工作机制,构建起新的模式,为精准脱贫提供制度保障。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脱贫长效机制的衔接和联动,既能够创新推进脱贫攻坚任务,又可以确保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

论农村协商民主与社会质量理论的契合性

社会质量理论是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范式,它与中国农村协商民主存在多维契合,以协商民主提升农村社会质量有四个功能维度,即协商民主可以为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提供政治推力、为农村社会凝聚提供现实动力、为农村社会包容提供拓展空间、为农村社会赋权提供实现手段。

村民幸福感倒逼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基于薛定谔“猫生死叠加”原理

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任务艰巨,表面看是国家行政政策客观问题,细究则是农村长期形成的官僚固化与村民依顺主观问题。改善和加速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可基于量子力学的薛定谔"猫生死叠加"原理从村民幸福感入手,考量二者间的直接和间接纠缠态,进而对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倒逼机制。对河南、安徽、广西、四川及天津的60余个村庄进行了配对问卷调查,基于1244份村民和113份村干部的配对式问卷调查数据,采用频数频率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对协商民主、干群关系与村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全样本、女性样本与不外出务工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农村协商民主对村民幸福感提升表现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共存的纠缠态,且干群关系是协商民主间接影响村民幸福感的中介变量。男性与外出务工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农村协商民主对村民幸福感提升坍缩为以干群关系为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确定态。

农村协商民主的理论阐释与路径选择

价值观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关系到农村地区稳定和长远发展,是农村治理面临的严峻问题,协商民主的兴起契合了社会多元化的现实需要,在我国的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中逐渐体现出更高价值。本文在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村协商民主的推进路径。

我国农村协商民主的研究综述:发展动力、研究视角与研究转向

农村协商民主实践愈加深入,对应的理论阐述愈加丰富,对当前的研究进行总结正当其时。当前,学界主要从国家治理能力彰显、村民自治转型、民主意识觉醒三方面阐述了农村协商民主的三重动力,从治理资源、治理工具、治理过程和治理目的四大视角解读了农村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总体来看,农村协商民主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三种转向:研究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研究内容从价值归纳到系统优化、研究重点从治理工具到治理机制。对农村协商民主研究成果的回顾有助于把握发展规律与脉络走向,推动农村协商民主有序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保障。

技术赋能视野下农村协商民主的现状、优势与路径探析

数字化时代,大数据、云平台的发展为农村协商民主机制创新提供了技术保障,成为助力农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存在着农村协商主体“量”与“质”的不足、协商内容和监督机制不全面、技术因素制约农村协商民主发展实效的现状。但在优势上,技术的先进性与协商民主的广泛性能够内在契合,这是实现两者耦合的关键。将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通过始终坚持党总揽全局的原则、加快技术下乡、集聚人才,能实现协商民主深入乡村大数据战略纵深发展,充分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研究,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3种典型制度模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子集进行类型划分,突出不同制度集合具有的作为集体决策规则、嵌入委托代理结构的功能性特征,基层试点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总体性特征及强调配套制度辅助、注重程序机制设计的现时性特征,从而弥补当前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类型学研究的不足。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环境设定、利益驱动、主体推动、绩效评价形成了其结构性逻辑,而供需匹配下的制度创新、绩效驱动下的制度扩散、偏好稳定下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在“制度—行为”分析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诸多制度创新点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模仿与扩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全面的顶层制度安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研究——以“有事来协商”为例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顺应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农村协商民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文章借鉴IAD框架的分析思路,立足“有事来协商”个案实践经验,提炼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并从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提出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协商民主路径。

中国农村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建构路径探析

中国农村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建构利于推进农村基层协商制度化,利于提升村民自治质量,利于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利于增进基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其基本内容包括协商前的制度建构、协商中的制度建构和协商后的制度建构三部分,这一制度体系的系统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问题扫描与路径建构——基于农村“空心化”现象的理性透视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思想在中国农村的具体体现,对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村"空心化"现象是分析和研究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社会现实。随着中国城乡关系的转型,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遇到了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缺席、协商治理结构的失衡和民主协商过程的空洞。针对农村"空心化"视域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困境,从村官嵌入和务工回流二元参与主体机制的建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双方协商治理结构的设计,协商民主四个基本程序的制度安排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路径建构,以更好地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特色农村民主协商——生成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特色农村民主协商是在农村民主实践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开创了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新局面。中国农村民主协商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时具有严密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与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中国农村民主协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注重权利与义务并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协商形式。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限度、建构逻辑及建议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善治和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指出了其存在的限度:主体间性不突出、交往理性有限及回应性偏差。基于对限度的回应,剖析了"外向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模式的构成要素及运作逻辑,从科学方法运用、组织化能力建设、协商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加快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对策。

儒家社会建构中的“面子”与农村基层协商民主

儒家社会建构中的“面子”因其内含能力、人品和人缘三要素在权重和排序上的差异被划分为多样化的类型。不同“面子”类型对协商实践制度性地位的确立、程序性过程的维系和权威性效益的实现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村民的行动逻辑,只有通过积极地参与村庄社会生活,且在显露自身能力和人缘的同时,将人品要素编织于交往过程中,才能获致社会性和伦理性相统一的“实体性面子”,而“实体性面子”所具有的内生性秩序生产能力使其构筑为协商政治的社会底盘,高效度助推村庄的协商实践。

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乡镇“中心工作”机制为视角

乡镇“中心工作”机制深刻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中心工作”机制形塑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弱化协商民主赖以发展的平等机制,其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对过程导向的协商民主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规划式”治理的“中心工作”机制,削弱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其运动式治理的路径已成为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制度化空间的桎梏。新时代要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乡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创新等方面优化“中心工作”机制,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中协商主体多元化问题研究

随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协商主体多元化逐渐成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协商主体的多元化在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同时,由于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法治建设的滞后、协商传统缺失等原因造成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当前协商主体多元化发展中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并从法治建设、政治生活方式与协商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阶段及典型模式研究

基层协商民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相关理论为化解我国基层社会矛盾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运用CNKI自带的可视化分析工具,结合各时间节点上的关键性文件、重大事件以及学者们的突破性研究成果等,对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阶段进行初步探讨与划分,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乡村社会中的面子观与基层协商民主

面子作为一种内涵丰富且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在乡村社会的交往中,莫不以之为绕行的核心,而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在乡村发展的新形式,对农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然而由于学科限制,两者间的交叉研究可谓寥寥,至今尚无专文予以论述。为探寻面子在村庄协商政治中的整体样貌,有必要对面子现象进行类型学上的划分,进而勾勒出面子谱系的三维空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儒家社会建构中的面子”概念,对儒家伦理“大传统”建构出的理想面子类型于协商实践的开启、村庄利益的整合以及资源障碍的解决三方面的影响展开探讨,且将推导出的结论回归到现实的多元构型中,从而凸显出地方性“小传统”在面子型塑过程中造成的偏差以及蕴含于特定情境中的面子构型对协商政治的实际影响。由此可知,反映传统文化精神与价值的面子与希冀塑造现代政治形态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之间并非难以兼容,影响两者相对接的关键在于面子要素的空间定位和面子类型的功能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