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对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

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是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重大转向。它结束了长期以来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于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需要、缺乏发展与现代化主体性的历史从而让农业和农村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历史一直是围绕着国家工业现代化的目标而展开的,这一历史既表现为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也表现为从解决"三农"问题到"三农"现代化,还表现为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等。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机制置于更为长时段的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以深化乡村振兴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深入思考当下乡村振兴行动中存在的思想观念和政策局限,从而更进一步提升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20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的跨学科考察——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几次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20世纪中国农业和农村变迁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生态等方面。交叉性、时代性、前瞻性,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特点。

农民典型形象塑造与百年农村变迁描写——评陶少鸿长篇小说《大地芬芳》

陶少鸿的长篇小说《大地芬芳》,成功塑造了主人公陶秉坤这一典型中国农民形象,同时生动地描写出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民与世事、与政治、与时势、与社会变迁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这是一部极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依煤发展因煤衰落的资源型农村变迁之路——以杨村为例

村落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自发聚居形成的农村社区的基本组织形式。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文化飞速发展,数以万计的农村也跟随国家发展主流,顺着多样化发展契机走上了自富自强的道路,而这其中依靠充足的煤炭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资源型村落尤为显著。这类村落靠着煤矿开采和焦化产业带来了巨额财富,并且由于矿工等相关人员人流量增长和人口流动,大大带动了农村百货、旅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但由于很多农村大多是私人小煤矿,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也为了更充分地开采避免资源浪费,国务院在2001年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关闭整顿小煤矿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在之后国家的强制执行中,全国各地无数小煤矿纷纷关闭,这直接就影响了这些资源村的繁荣和发展。再加上后来全国的城市化和城镇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的浪潮随之而来。而这些村落由于煤炭的禁采带来的发展疲软期,加速了村落劳动力的流失和衰落速度。

渐渐远逝的乡愁:陕北农村变迁启示录——兼论《生活的路》的语言艺术

本文以列举的形式概括了《生活的路》的作品特色与语言艺术特色。认为,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文学作品不竭的创作源泉;正在消逝的陕北农村是对时代发展变化的映象;浓淡相宜的陕北方言运用和古典诗词引用是艺术化的呈现。《生活的路》通过描写农村与城市的矛盾、农村人之间的矛盾、农村人通过奋斗走向城市的艰辛,以及计划生育、资源开发等现实,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陕北农村发展变化图册,同时也是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缩影。

农村变迁中新式民的身份认同困境——基于河北省H村新民居建设的调查

农村变迁过程中,“村企联建”新民居模式在改善村民居住环境的同时,也使农村出现新“式”民群体。新“式”民由于生活空间市民化和居住环境农村化的矛盾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出现自我身份定位模糊、市民身份高度排斥、社会认同基础缺失、未来身份归属不明等困惑。自我认知分化、情感归属剥离、社会认同低下以及内外环境差异是造成新“式”民身份认同困境的原因。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推动居民思想转变、搭建居民信任平台、促进城乡社会融入3个方面,实现农村新“式”民身份的认同。

“二十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2002年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主办、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协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在南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以及来自韩国、日本的有关学者共约80多人,参加了此次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与会学者充分地探讨刚刚结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本次学术讨论会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盛会,也是一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盛会,它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回迁房里看农村变迁

房子的外观大多变旧了,村道因为停满了车而变窄了,枯水期的河道没人用却也有些浑浊了,家家户户的烟囱早已变成摆设再不见炊烟袅袅,连路边原先喜欢扎堆聊天的老人都不见了。虎年春节,就像女儿在她二年级虎的寒假作文《回归》中写的一样:“过新年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我以为能开开心心地过新年,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农村人力资本变迁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城乡融合趋势下的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乡融合加快了城乡间要素流动,也引起了农村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虽然劳动力绝对数量在减少,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健康素质、获取信息能力及专业技能等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从数量型向素质型、效率型、能力提升型转变。这种变化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双重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变化;教育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互联网、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推动作用,且有中介效应。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强化了实证结果。深化城乡融合可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力资本结构,持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下农村劳动力构成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普遍现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息息相关,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变革,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我国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有利条件,也带来新的挑战。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向城镇,从传统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重视和谐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机遇。本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下,探讨农村劳动力构成变迁及影响因素。

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特征及绩效分析

阐述我国近百年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概况,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渐近性、需求引导性等特征,指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基本产生了积极的绩效,并对各个变迁阶段产生的具体绩效进行了评价,最后给出了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绩效导向。

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分析

基于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程,对制度变迁的内生与外生动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六个阶段,从动力、成本、速度及外部利润等方面揭示农村土地制度多阶段变迁的内在机理.

百年互动与制度变迁——中国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逻辑新解

从体、相、用三位一体的角度定义制度和制度变迁,构建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农民长期互动的分析框架,用以探究中国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逻辑,结果显示:(1)在资源稀缺、有限理性和制度受众分化等社会基本事实的约束下,中国共产党需要持续保持和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缓解知识不完备对改革的不良影响,进而解决利益难协调和共识难达成等两个衍生难题;(2)百年史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农民一共有过四次较为强烈的互动,中国共产党逐步认清农民的土地利益诉求,择取其正确的发展观念对制度进行修正,成功推动土地制度变迁;(3)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互动,是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阶段形成的重要原因,依据互动内容,可对百年土地制度变革阶段进行新的划分。由此启示:中国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和农民保持良性互动,有效降低知识不完备及其衍生难题对土地制度改革的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文化变迁与乡村振兴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根基和源头活水。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理性因子裹挟城乡社会急剧转型,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型既全面又深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日渐式微、村庄公共舆论力量的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以及农民对社区认同的持续弱化,对农村社会发展和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文化变迁的根本逻辑在于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消解和重构。基于此,文章通过对乡村振兴内蕴文化要义的诠释,提出以公共文化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以“农”为本,以“村”为根,从繁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培育村民公共理性精神、孵化乡村公共文化组织、完善村民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重塑农村社会公共性,赋能乡村振兴。

破土与重建:“后乡土”时代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急剧改变了中国农村面貌、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方式。同时,促使村落社会转型,乡村由此也进入到所谓的"后乡土"时代。"后乡土"时代,社会结构、乡土文化、人际交往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乡土社会从而出现一个由"破"到"立"的内在要求。为整合乡土社会,再造乡土团结,应加大国家政权对乡土政权的介入和对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农村自治组织建设,提高村落整合能力;积极发展新型城镇化,尝试建设中心村;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架起外出人员对乡土的情感桥梁。

转型社会中的农村变迁——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13个村庄的实证调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经济结构、收入结构、生活质量、家庭功能与类型、农民思想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等六个方面的变迁。13个村庄中包括了大寨村、西铺村、沙石峪、刘庄、华西村等在全国曾发生较大影响的老典型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新典型,因而本文以鲜明的特点有别于其它关于农村现状的调查报告及研究文章。

诱致性变迁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读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

如何理解农民工的流动与中国农村当前发展的关系?通过归纳和反思墨菲所重视的外出打工策略与农村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反馈机制,文章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及其对农村变化的影响在于"家庭本位"机制。因此,农民工流动所带来的中国农村变革是一种渐进性变革,是一种诱致性变迁,而农民工则在其中发生了诱致性因素的作用。回到实践中,农民工的诱致性因素及其功能将转化为一种倒逼机制,迫使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等主体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变迁——对绵阳市两个村庄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绵阳市两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探讨西部农村大众传媒的现状以及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大众传媒对农村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效果。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下,大众传媒的主流受众是城市人群,农民作为最大的社会群体,却被大众媒体排除在"目标受众"之外。这种受众定位,决定了大众传媒在农村的传播,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是先城市后农村。同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农村,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传统的差序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农业合作社+农户”——农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模式的抉择

立足于中国农村经营制度变迁过程,以家庭经营的“规模有效性”和“有限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对目前盛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给予效率比较,以“声誉机制”或专用性投资来产生商品契约的稳定性,会导致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强力支配和非合作状态,抢夺“合作剩余”,剥夺农户利益。对此,农户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经济利益体———合作社,以寻求市场力量均衡,改变弱势地位,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肯定强制性变迁的同时,应强调农民“自己作主”,而“农业合作社+农户”会提高群体的社会谈判能力,解决农村制度创新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