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生成: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的历史复杂性

东北解放区农村叙事诗意义生成有一定历史复杂性。延安《讲话》精神在东北落实与延安文艺制度在东北落地,影响东北解放区诗歌题材选择、生产运作和意义结构;同时,农村叙事诗既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话语体系下,又扎根于政治和文化局势高度复杂的东北区域话语场中。在复杂历史语境和东北土地改革政策的影响与引导下,农村叙事诗呈现出典型的战争文学样态和“人民性”的革命文艺本质意义,承担大众化红色革命诗歌应有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

知识分子叙事与新农村叙事的二重奏——20世纪60年代“前知青小说”探析

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知青小说”中,由知识青年锻炼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人公在叙事中所处的地位明显高于“一般”知青,甚至超越了“一般”农民,承担着“教育农民”的功能与站位。社会主义新农村亟须以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其精神与文化的根基,反之,社会主义新人又恰是依赖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而奠定了其作为知识者“大有作为”、破旧立新的可能性与合法性。主人公的“回乡”之举,不仅使乡土与农民衍为知识者皈依的对象、启蒙的客体,而且有望在审美形式上完成知识分子叙事与新农村叙事的一次交融。

中国当代农村叙事的规训序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再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是自觉实践《延座讲话》精神的产物,成功地开启了中国当代农村叙事的序幕,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创作与批评进行再解读,由此探讨它们在农村题材叙事规范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先导作用。

被规训的中国当代农村叙事先声——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

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创作与批评进行再解读,由此探讨它们在农村题材叙事规范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先导作用。

被成功规训的中国当代农村叙事——以《创业史》的创作与批评为中心的个案解读

在20世纪40-60年代出现的一批反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创业史》是一部取得突出文学成就,有着承上启下功能的作品。它成功建构了当代中国农村叙事的规范,对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创业史》的创作与批评为中心进行个案解读,由此探讨它在农村题材叙事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农村叙事与现代革命的疏离

通过分析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形态的不断演变,充分地解读赵树理40年代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规范之间的矛盾与成因,旨在说明作家的文学现代性探索与时代意识之间的差异。

赵树理农村叙事的文化认同现象

晋东南农村地区拥有多元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晋东南农村地区自觉的文化书写者,赵树理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对晋东南农村文化的认同,他的农村叙事大多采用农村人所熟悉的语言习惯、艺术手法等,表现了晋东南地区农村在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下的民俗风情、文化心理等。地区文化认同与赵树理的创作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构关系。

镜中的乡村:农村叙事的变迁

最近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之六《乡村爱情变奏曲》还有《樱桃红》（《樱桃》2）的新片播放，让这些电视剧的投资拍摄方本山传媒颇赚眼球。本山传媒近些年一直花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在投资拍摄影视作品，占据了中国影视市场的一份重要份额，而且一贯地其旗下的电视剧都是有关农村题材的，成为当下中国影视屏幕上为数不多的专注于拍摄与制作乡土影视作品的传媒公司。在如今的中国，城市化的浪潮淹没了大部分的人，由此也掀开了城市中心主义叙事的滥觞，每一个画面都在精心地刻画着城市的妖媚，而中国广袤的农村。则彻底被遮蔽、被边缘化，成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一道道忧伤。

熊佛西剧作农村叙事的发展衍变及其意义——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创作为中心

熊佛西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为农民写剧的作家,其独具个性的农村叙事,生动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中国,丰富了近现代乡土中国的历史书写。佛西剧作的农村叙事,前期着重现实与寓言的双重书写,后期为直面现实的在地性写作。熊佛西农村叙事及发展衍变对左翼文艺大众化、戏剧大众化运动的推动和深化作用,应该从戏剧史研究的盲区走向前台,予以充分肯定;其探索和建构的多种农村叙事模式和风格,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于当下戏剧创作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发借鉴意义。

中国农村叙事的一大收获——评关仁山的《麦河》

在近现代作家有关土地、农村、农民的作品中，很少能像《麦河》一样有巨大的成就。在近现代农业土地流转的百年历史变迁中，这部反映中国农村叙事的收获性作品作为叙事作品的典范，为我们提供了一票难求的机会。其作品中除了洋溢着浓郁的土地情怀外，还表现出人物百态，表现出中国处于土地转型时期民众的精神状态。

农村叙事的史诗品格与农民主体性的现代建构——兼论电视剧《老农民》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种相对成熟的艺术形式，农村叙事己成为见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的重要窗口，从中可以窥见历史变迁中农民命运的沉浮。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艺术技巧的外在雕琢，而且需要文化反思的内在支撑。在中国当代电视艺术创作中，

非典型农村叙事的创新与典型农民形象的重塑——兼论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的叙事策略

从叙事角度来说,中国当代影视剧中的＂农村＂是被城市叙事遮蔽和淹没的灰色地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关注作家的乡土生活体验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剧变,直接影响了之后几十年中国农村影视剧在叙事上的脉络,产生了《篱笆·女人和狗》、《轱辘·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等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的经典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刘老根》、《马大帅》、《当家的女人》、《乡村爱情》、《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等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虽有一定影响，但也呈现出内容肤浅、地域单一和人物类型化等问题，缺乏一定的思想性、现实性和创新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叙事结构的演变——以《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为例

叙述结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作家对叙述对象的主观安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叙事结构由于作家不同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思维方式而出现不同范型:《三里湾》以家庭为纽带的平行交错结构;《创业史》以内部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放射结构;《艳阳天》以敌我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放射结构。从三部作品叙事结构的演变中人们不仅看到那个时期"左"倾社会思潮和政治文化规范对作家创作心态的日益严重的干预过程,而且看到在政治权利话语的挤压下,充满亲情、乡情的日常生活叙事一步一步地退场,作家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失落了。

“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乡土小说”学术论坛综述

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乡土文学的书写始终关切整个民族前进历程与时代动向,新时代以来,农村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学创作层面也出现了一批紧密结合农村现实,关注农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并展现他们在新时代下奋斗和成长的乡土小说。这些新乡土小说注重创新,采用多元化的表现手法,试图打破传统农村叙事的刻板印象,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阎连科小说病残隐喻与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难题

一阎连科小说叙事的重点在农村,农村叙事的关键在农村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农民精神状态。当然,他的农村叙事毕竟是文学的而非历史的和非虚构的,所以,他所反抗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论(1)又反过来成了凝聚他农村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瑶沟、粑耧、三姓村、受活庄、丁庄、炸裂村等,既清晰映射着历史的回声,也承担着历史遗留给它们的命运苦痛。从"革命"跨到"城镇化"的快车道,中间经历过的无数历史细节,都不是几个僵硬冷漠的词条所能道尽,其中对人的改造均以不可更改的观念形态保存到神经中枢了。

心灵的救赎——看话剧《雾蒙山》

当下在众多的农村叙事的舞台作品中，真正能够触碰时代的深层肌理，推出新人形象，突破既成创作模式的还不多见。因此，当我们看到承德话剧团新近推出的话剧《雾蒙山》时，不由得眼前一亮，为创作主体对于农民精神内涵的深层揭示，为剧作中与众不同的村支书形象塑造，也为它对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与感动的全力追求。

Books Received

杨建兵： 《浩然与当代农村叙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谢克强： 《谢克强文集》（ 共八卷）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