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研究——以“有事来协商”为例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顺应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农村协商民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文章借鉴IAD框架的分析思路,立足“有事来协商”个案实践经验,提炼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并从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提出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协商民主路径。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问题扫描与路径建构——基于农村“空心化”现象的理性透视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思想在中国农村的具体体现,对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村"空心化"现象是分析和研究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社会现实。随着中国城乡关系的转型,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遇到了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缺席、协商治理结构的失衡和民主协商过程的空洞。针对农村"空心化"视域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困境,从村官嵌入和务工回流二元参与主体机制的建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双方协商治理结构的设计,协商民主四个基本程序的制度安排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路径建构,以更好地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分化视域下农村基层协商机制的建构

社会分化造成了农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共同体形态的嬗变和文化生态的多元态势。这给农村基层协商议程的开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建构完善、健全的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是消解协商困局的必然抉择。它能够有效地弥合社会分化,促进"休戚与共、共享发展"的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农村基层协商机制的建构必须完善农村权力(利)架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形塑基层协商权威,构建"党建+"的基层治理;规范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构建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机制。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限度、建构逻辑及建议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善治和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指出了其存在的限度:主体间性不突出、交往理性有限及回应性偏差。基于对限度的回应,剖析了"外向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模式的构成要素及运作逻辑,从科学方法运用、组织化能力建设、协商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加快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对策。

儒家社会建构中的“面子”与农村基层协商民主

儒家社会建构中的“面子”因其内含能力、人品和人缘三要素在权重和排序上的差异被划分为多样化的类型。不同“面子”类型对协商实践制度性地位的确立、程序性过程的维系和权威性效益的实现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村民的行动逻辑,只有通过积极地参与村庄社会生活,且在显露自身能力和人缘的同时,将人品要素编织于交往过程中,才能获致社会性和伦理性相统一的“实体性面子”,而“实体性面子”所具有的内生性秩序生产能力使其构筑为协商政治的社会底盘,高效度助推村庄的协商实践。

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以乡镇“中心工作”机制为视角

乡镇“中心工作”机制深刻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中心工作”机制形塑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弱化协商民主赖以发展的平等机制,其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对过程导向的协商民主产生消极影响。基于“规划式”治理的“中心工作”机制,削弱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其运动式治理的路径已成为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制度化空间的桎梏。新时代要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乡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创新等方面优化“中心工作”机制,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良性发展。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中协商主体多元化问题研究

随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协商主体多元化逐渐成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协商主体的多元化在推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同时,由于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法治建设的滞后、协商传统缺失等原因造成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当前协商主体多元化发展中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并从法治建设、政治生活方式与协商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试析我国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的问题及对策——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我国民主党派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对于优化农村基层的协商民主,推进农村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存在社会氛围不浓、党派主体性不够彰显以及制度和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推进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必须创新农村基层社会对民主党派的认同机制,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完善和创新民主党派参与农村基层协商的相关制度及机制。

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问题审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形式在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农村基层协商处于基础性地位。新时代视域下,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全面审视基层民主协商过程中出现的政治乱序、协商主体边缘化、政治诉求滞后化、机制形式化、政治建设暂时缺位等现实困境,应从引入"乡村大数据"网络媒介,健全协商主体参与机制,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村协商制度顶层设计等方面着手降低协商成本,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阶段及典型模式研究

基层协商民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相关理论为化解我国基层社会矛盾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运用CNKI自带的可视化分析工具,结合各时间节点上的关键性文件、重大事件以及学者们的突破性研究成果等,对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阶段进行初步探讨与划分,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

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对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化。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还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监督问责机制缺失、农民主体理性不足以及基层干部协商民主意识不强等实践困境。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应完善基层社会的协商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基层群众的协商权利,实行有效监督,建立问责机制,培育农民理性精神,增强基层干部协商民主素质,切实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

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进程探析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已经初见成效,初步得到广大农民认可,但是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挑战,存在实践效果不佳的问题。对此,本文从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理论出发,阐述了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并从提高基层民众的协商意识、有效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拓展基层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四个方面指出新时代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系统路径。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研究述略

本文主要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国内外研究的角度了解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及其成果。通过阐述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情况,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探寻可行路径提出相关建议,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发展,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三公”机制:农村治理“双趋冲突”的民主协商制度——以江西上饶市“党建+好商量”模式为例

农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必须应对“双趋冲突”:在治理导向和路径上的“自治下移与行政下沉”矛盾;农民的“当家作主”意识和“等靠要”心理的冲突。前者根源于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和“公地悲剧”,后者源自村庄政治“寡头化”与“官僚化”趋势。作为探索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模式,“党建+好商量”在实践中表现出优势:多元主体的全过程参与实现了公众化参与;机会平等的意见诉求表达平台确保了公开化协商;公开透明的责任权益分摊机制保障了公正化处理。农村基层民主协商的“三公”机制,有效避免了“双趋冲突”,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基层治理提供有效模式。

乡村社会中的面子观与基层协商民主

面子作为一种内涵丰富且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在乡村社会的交往中,莫不以之为绕行的核心,而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在乡村发展的新形式,对农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然而由于学科限制,两者间的交叉研究可谓寥寥,至今尚无专文予以论述。为探寻面子在村庄协商政治中的整体样貌,有必要对面子现象进行类型学上的划分,进而勾勒出面子谱系的三维空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儒家社会建构中的面子”概念,对儒家伦理“大传统”建构出的理想面子类型于协商实践的开启、村庄利益的整合以及资源障碍的解决三方面的影响展开探讨,且将推导出的结论回归到现实的多元构型中,从而凸显出地方性“小传统”在面子型塑过程中造成的偏差以及蕴含于特定情境中的面子构型对协商政治的实际影响。由此可知,反映传统文化精神与价值的面子与希冀塑造现代政治形态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之间并非难以兼容,影响两者相对接的关键在于面子要素的空间定位和面子类型的功能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