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建构研究

快手类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行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带来多种改变,为农村女性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提供了机会。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农村女性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线上,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呈现与自我消费;线下,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组织与关系重建。线上与线下围绕快手,既内外有别,又相互影响,互相强化。但是,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依然面临社区情理难以改变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呈现依然十分有限,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参与也明显不足。乡村振兴、乡土重建需要重建女性群体与村庄公共生活的关联。

农村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下的辽宁省农户福利测度分析

研究不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农户福利状况,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分为高、中、低人力资本三类,采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农户福利水平测度,得出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农户福利水平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等结论。提出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女性健康资本等政策建议。

新时代农村女性性行为观变迁及教育研究——基于四川省396份问卷的调查分析

新时代农村女性的性行为观变迁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她们的性行为观呈现出对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同居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对婚外性行为和嫖妓的看法更加注重道德内涵、对同性恋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对离婚再婚态度更加注重个人情感满足、对“性”“性满足”的态度更加积极的趋势,但也存在对性知识的了解程度总体偏低、性观念与现实行为的脱节、难以应对婚恋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对性行为缺乏理性思考等问题,这需要建立系统的农村性教育体系、加大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健全农村基层管理体系、加强家庭传统美德教育、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从而推动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强度越大和宗族多样性越高都显著不利于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未婚女性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生育阶段女性的影响显著强于非生育阶段女性。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显著降低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概率,而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无显著影响。在作用机制方面,证明了宗族文化通过影响生育行为、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分工进而制约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还进一步探究了宗族文化是否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地点。结果显示,宗族文化虽然不利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但对于已实现非农就业的女性而言,宗族文化有利于其跨县就业和跨省就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文化方面进行积极引导,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实践研究

农村女性公共参与是妇女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基层治理转型,农村女性不但在村干部职数中占比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女性占据权力结构核心地位,村庄层面“妇女当家”现象明显。与男性村干部相比,女性村干部注重服务意识、以心换心,能够守规矩有底线,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具有柔性治理、情感治理和规范治理特征。基层治理转型下村级行政化和村干部职业化,村庄内部事务由利益纠纷型转向社会动员型,女性为谋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发展策略,主动参与到村级治理中,满足其经济、抚育和赡养等多重复合性目标。从影响来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有助于构建回应型基层政府和平权型村级权力结构,促进多元共治格局,提升女性村庄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女性成为村干部,政府应该加强乡村治理中的女性领导力,为女性村干部提供有利的外部支持系统。

为什么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城之路举步维艰?——基于生育影响视角的分析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大量机会,但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并没有随着市场需求的明显增加而显著扩大。本研究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及倾向性得分匹配,考察生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育预期及生育行为阻碍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生育对35岁以下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冲击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生育通过“生育型职业中断”对农村女性转移就业决策产生作用。据此,亟需通过在城市建立系统的服务机制和经济支持机制,缓解生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潜在约束,实现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及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农村女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现实困境和双向赋能实践路径

农村女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向度,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满足农村女性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农村女性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农村女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旨归。农村女性物质脱贫后,其精神贫困并没有终结,而且相较于城市女性她们自觉意识欠缺,文化知识不足、闲暇生活单调、文化消费匮乏等,不仅是其返贫的主要诱因,而且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极大阻力。增能理论下发现其形成机理不仅有农村女性自身的主体性障碍,也有源自农村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客体性障碍。通过“主体内驱+客体外推”双向赋能实践路径和包容性发展,让每个农村女性都能够获得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心理满足,达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参与村“两委”决策管理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研究我国农村发展现状的最大社会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女性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农村女性参与村“两委”决策管理为研究主题.

健康中国视野下农村女性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为促进健康公平,提高农村地区女性健康水平,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西省平陆县13个村镇的部分农村女性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健康支持条件不足,健康需求强烈。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制定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营造有益健康的环境,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农村女性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水平,调整农村卫生服务方向。

农村女性参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辽宁省6个县887名农村女性为例

2018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激发乡村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民间妇女组织作为服务广大女性的社会组织,是畅通和规范农村女性诉求表达的重要主体性力量,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意义。综合学界研究和社会现实,本文的民间妇女组织指自下而上兴起的、以女性为主体并服务于乡村女性的各类社会组织。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采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结合Probit模型、随机森林模型(Random forest)与拓展回归模型(ERM)等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6.8%;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的农村女性,其非农就业概率越高,尤其对自雇就业的影响效果大于受雇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影响则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家庭照料强度小、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提升的概率更高。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经验累积、拓展社会关系渠道、改善传统性别观念认知3个方面影响非农就业。这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为探索现存劳动力制约下的数字红利、优化劳动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我国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晚年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该项目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调查填写问卷。选取数据库中3198名65岁以上农村女性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描述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状况,采用χ^(2)及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采集3198名农村女性老年人的数据资料,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6.2%;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自评健康状况一般(OR=2.401,95%CI:1.816~3.179)和不好(OR=3.394,95%CI:2.394~4.816)、生活满意度一般(OR=1.512,95%CI:1.177~1.943)和满意度低(OR=3.973,95%CI:2.305~6.851)、睡眠质量一般(OR=2.402,95%CI:1.834~3.147)和不好(OR=5.149,95%CI:3.812~6.954)、遇到事情一般能想开(OR=2.898,95%CI:2.235~3.758)和想不开(OR=5.852,95%CI:4.028~8.503)、生活费不够用(OR=1.452,95%CI:1.082~1.947)、有听力障碍(OR=1.437,95%CI:1.126~1.834)、没有倾诉对象(OR=170.842,95%CI:84.014~347.408)是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应重视农村女性老年人的睡眠质量问题、生活方式、健康状况及生活满意度等,避免发展为抑郁症,提升农村女性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互联网使用、社会网络与农村女性心理健康——基于CFPS2020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中4558条农村女性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家庭网络、社交网络这两种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降低农村女性的抑郁程度,即提高其心理健康程度。此外,互联网的使用会通过强化家庭网络和拓宽社交网络提高农村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女性在线观看视频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推动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同时为农村女性提供互联网使用培训和正确引导,在党建引领的乡村格局下借助互联网构建紧密的社交网络,平衡互联网的推广与家庭网络的维系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农村女性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农村女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研究——以福建省龙岩市拱桥镇为例

随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农村女性“半边天”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参与乡村振兴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社会关注度和满意度提高。以拱桥镇为例,进入基层最前沿,通过研究农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实践,分析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困境,提出从组织建设、创业机制、技能培训以及文化引领等途径促进农村女性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村女性非农自雇和非农受雇的概率;第二,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仅能够促进农村女性的非农受雇,而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交对农村女性的非农自雇和非农受雇均有促进作用;第三,互联网使用对中东部地区农村女性的非农自雇促进作用更突出,对西部地区农村女性的非农受雇促进作用更大;同时相较于农村高学历女性,农村低学历女性更能在使用互联网中获益。基于此,提出了政府应完善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村女性互联网使用的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女性就业机会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村女性创业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支持农村女性创业是促进乡村振兴和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推动金融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工具,其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与2020年的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使得农村女性创业可能性提升7.62%;(2)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农村女性与男性在创业领域的差距,尤其对东部地区、低教育程度和家庭资产较少的农村女性影响最显著;(3)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线上商业繁荣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支持作用,而社会信任水平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女性创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应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精准服务水平,以支持农村女性创业实践;同时,营造和谐互助的社区环境,提升农村女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增强其参与社会合作的意愿。

居住安排对农村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基于生育二维视角

农村人口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基于CFPS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居住安排对农村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探讨不同特征人群的异质性及其中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与父母同住的居住安排模式会提高农村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促进其生育行为。该影响在是否有工作和父母不同年龄段的样本间存在差异。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与父母同住的居住安排通过增加农村女性家务支持、经济支持的可得性和观念代际传递等方式影响其生育选择。由此,提出为同住老人提供补助、完善农村地区医疗与日托服务和加强性别平等教育等建议,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提振农村女性生育信心,缓解农村地区生育率下降的情况。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就业创业路径探索

农村女性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其就业创业情况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因此,探索适合农村女性的就业创业路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需要深入分析当前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从不同领域探讨农村女性的就业创业路径。同时,要在这一过程中构建农村女性就业保证体系,确保农村女性就业创业的顺利开展。

“挤入”抑或“挤出”:互联网使用、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我国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呈现出较大的性别鸿沟,有序推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其中,信息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能够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且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挤入”作用越明显。(2)现代化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亦呈现出显著的“挤入”效应,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于互联网使用频率,性别角色观念在信息型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的“挤入”效应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强。

农村女性创业研究进展与展望

纵观全球农村女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传统家庭角色生产生活关系使得人们对于农村女性产生了无法泯灭的刻板印象,从而忽略了其对于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到来,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正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她们正准备摆脱传统性别角色并去抵抗她们在创业成长过程中的阻碍。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农村女性创业研究领域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年度发文量统计分析和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分析表明,农村女性创业的研究日趋兴盛,发展脉络也呈现主题多元化发展的特征,随着研究主题的不断丰富,社会影响正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