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陇东老区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陇东老区居民健康素养现状,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供参考。方法:于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陇东老区抽取55个乡镇的12552名18—65岁农村常住居民进行健康素养问卷调查。结果:陇东老区12552名居民中,具备健康素养的居民只有2165名,总体健康素养率、基本理念和知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健康技能等方面健康素养率依次为17.25%、32.66%、18.26%和17.05%;6类健康问题素养率依次为31.13%、22.08%、20.37%、32.70%、20.42%和22.09%;其中年龄25—54岁和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村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较低。结论:陇东老区农村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较低,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的主要因素。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影响因素与启示

文章探究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农村内生文化的发展及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结合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农村28位受访者的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归纳,并构建其扎根理论框架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种文化归因范畴、参与者归因范畴、组织者归因范畴和外界归因范畴4个类别;种文化归因包括运作成本和文化吸引;参与者归因包括个体兴趣、情感因素和收益认知;组织者归因包括个体因素和组织引领;外界归因包括环境因素和文化供给。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扩容——来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证据

加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消费扩容的重要途径,更是建设农业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全国县域面板数据,探讨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政策下,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扩容的影响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978—2020年的时序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模型首先估测了1979—2020年间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序演化。测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演变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城镇化进程、市场化程度、实际收入增长率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会对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进农民福祉,提升亿万农民的幸福感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数字学习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最大。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年龄、地区的异质性,其中,数字素养对新生代、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提升主观阶层认同、增加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进程、开展多元化的数字教育、保护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方面的合法权益、满足不同农村居民群体对数字技术使用需求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村居民收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FEM)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农村三产融合的中介作用,同时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利用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和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增收作用最强,中西部次之;第二,农村三产融合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进行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进一步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破解农村三产融合的金融约束,完善利益联接机制,充分发挥农业三产融合的中介效应,最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素养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能力。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兴起和重视公民数字素养的评价研究,提出了各自研究开发的数字素养框架。构建我国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应在坚持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原则下,遵循数字认知、数字、数字情感3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从农村居民职业发展的特征出发,呼应《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的任务要求,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现代化。

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创业为推进乡村振兴赋予了新动能,而数字金融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契机。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从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两方面探究了数字金融参与影响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中间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创业农村居民参与数字金融水平远远大于非创业农村居民;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参与通过缓解农村居民的信贷约束和增加信息可得性正向促进农村居民的创业决策;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参与对东部地区、较高学历、身体状况健康的农村居民创业决策影响效果更大。鉴于此,提出通过普及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加大中西部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教育程度,为农村居民创业提供更加便捷可行的渠道。

北京市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

针对当前北京市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人才短缺等问题组织调研,指出北京市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对926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农民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高,70.52%对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满意,64.47%的居民对心理健康服务有需求,但在面对心理问题时只有24.8%表示肯定去寻求心理帮助,求助意愿较低;有17.17%的农村社区开展了心理健康服务,服务形式多样且居民的满意度非常高。建议关注农民心理健康,满足其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高职院校要加强高素质农民心理培育工作,明确高素质农民心理人才培育目标,建构人才培养的方向和模式,使得高素质农民心理人才作为内生力量参与到农村心理服务中去,以提升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质量。

城乡流通业发展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与对策

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目前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农村地区作为我国目前最具有消费潜力的地区,其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了城乡流通业发展差距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再构建城乡流通业发展差距评价体系,利用因子分析评价我国城乡流通差距水平,实证分析城乡流通发展差距对农村消费影响。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2011-2020年间,我国各个省份的城乡流通业发展差距在逐渐扩大;第二,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城乡流通业发展水平差距对农村地区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城乡流通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会对农村地区消费潜力的释放起到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成立;第三,本文异质性分析表明城乡流通业发展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不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流通业发展差距在我国各个地区均会对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负向影响。

农村居民互联网健康信息行为分析

目的分析农村居民网络健康信息行为,为更好促进农村居民不良健康行为改变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于齐齐哈尔市两个乡镇抽取230名18岁及以上的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参考《威尔逊健康信息行为模型》《长沙市城市居民健康信息行为调查与对策研究》,自行设计健康信息行为问卷,统计分析农村居民人口学资料,医学信息需求情况、医学信息获取情况。结果本次调查中,男71名,女149名;文化程度小学以下17名,初中及以下125名,高中及中专47名,大专及以上31名。农村居民医学信息获取情况中,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互联网途径”“医疗机构”占比分别为66.82%、60.45%;利用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使用搜索引擎直接搜索”占比最高,为56.82%;会使用网络搜索引擎获取健康信息占比分别为82.27%;当前阻碍获取健康信息的外在因素,“提供的途径少”“信息获取不方便”占比51.82%、51.36%;获取健康信息的自身限制因素,“害怕虚假信息”“信息太多,不知道用哪些”占比分别为66.36%、60.00%;查寻健康信息的主要障碍,“信息检索技巧不够”“工作忙,没时间”占比分别为30.91%、29.55%。农民医学信息利用情况中,农村居民在利用健康信息时能考虑健康信息的权威性、真实性、新颖性占比分别为88.18%、92.27%、85.91%。使用健康信息对病情判断者占比较高,为80.91%;理解获取的健康信息内容,大部分理解者占比60.00%;认为可改变现有的不良健康行为占比83.18%。结论农民健康信息行为存在不足,健康管理者积极采取一定措施,促进健康信息行为提升,进而促进健康行为改善。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研究——来自PSTR模型的经验证据

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转换变量,运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由扩大效应变为缩减效应,在阈值前后的转换呈现平滑快速变化趋势。本文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复杂的非线性效应,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要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才能发挥作用,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破解收入分配难题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推动乡村经济增长,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我国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用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便捷支付和数字保险等途径直接促进居民消费,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间接促进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消费对居民消费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感知维度出发,实证分析数字素养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效应,对于优化数字乡村建设策略至关重要。数字素养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其中社交层面的数字素养影响尤为突出。数字素养通过激发农村居民的数字行为,间接提升其生活质量。在低受教育水平、男性和党员群体中,数字素养对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和开展数字素养帮扶模式,以提升农村居民的互联网感知力。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居民住房的空间选择与影响因素--一个流动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我国城乡关系及居住空间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城乡融合发展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出生于不同世代和居住在不同地理空间的农村居民在住房空间选择上存在明显分化。相较于“60前”和“60后”农村居民,“70后”和“80后”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进城购房,并呈现出“城乡两栖”的生活与生计方式。居住在县级市的农村居民进城购房的概率最大,其次为市辖区和县,并且这种差距随着世代推移而逐渐减弱。“城乡两栖”生活方式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乡要素流动的加强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突破居住空间壁垒的重要因素,建议适应高流动时代要求,建立和完善城乡融合性住房制度,以更好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乡村发展能使农村居民更幸福吗?——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趋向高级化与多样化,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落脚点。文章匹配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发展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通过满足物质性需要、心理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通过提高收入、促进生活便利和增强政府公信力来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而新冠疫情弱化了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对中青年和男性群体的幸福感提升作用更强。文章结论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政策启示。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经济效应还是心理效应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基于CHARLS的四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保险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医疗消费,且主要体现在生存型消费;健康冲击在其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促使农村居民非医疗消费显著降低43.2%;医疗保险的消费效应在低收入群体中并不显著,住院病人中尚存在“越报销,越不敢消费”的现象。机制检验表明,医疗保险在促进医疗服务利用的同时并未显著减少自付费用和降低自费负担,即减负效应不显著;基于安全预期和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高度显著,表明心理效应依然是医疗保险促进农民居民消费的关键机制。研究指出,未来公平性应成为医保改革的首要价值导向;在保障水平提升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大力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以提升基金的使用效率;要深化以分级诊疗为重点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