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农村收入分化的改善与政策启示

农村收入分化的出现既有地理区位的客观影响,也不乏政策体系和观念想法的影响。如何盘活村镇既有资源、壮大特色产业,并构建更为积极、开放、多元的政策体系,是减少农民收入差距的关键。乡村振兴战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但不主张一刀切式的形式趋同,反而鼓励各区域农村结合自身情况创新拓展致富道路,着重从产业结构、农业全产业链、非农收入占比和城镇化方面提升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可以技术融合与功能互补催生农村新业态,以农业全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以产业结构升级与合理化调整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以城镇化步伐加速促进农村资源要素“入市”。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未来政府应优化农村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拓展农村产业模式,进一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加大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进一步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创新集体经济模式,进一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及衡量中国农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显著潜力;从单一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都具有显著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能力;此外,政府支农支出和城镇化水平对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有趋同作用。要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仅要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课题。使用2014、2016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构建了三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农村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能够通过更快地提升相对贫困农户收入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可以更为显著地激发相对贫困农户的创收动力。因此,要大力扶持农户教育支出并重点关注低收入农户,深入挖掘家庭教育支出在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方面的巨大潜力,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演化分析

文章运用CHNS数据库,从收入流动性视角,通过反事实计量和数值模拟方法,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解出城镇化因子对收入流动性的净效应,进而研究城镇化对我国农村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虽存在较高收入流动性,但底层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大,且阶层联动结果证实了农村收入分布存在极化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效应引起的农村收入流动性并不高,主要是引起相邻收入阶层之间经济地位转换;同时,从城镇化导致的阶层联动看,既有促进较高收入阶层和较低收入阶层向两极分化的作用,又有抑制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变小的作用。总体表明,城镇化对农村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经济地位提高更有利。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运用SVAR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农村经济增长能够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脉冲响应函数显示,不平等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和投资的提高,但不平等本身会引起更大的不平等。农村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比较微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增长导致了投资的流出。方差分解显示,不平等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超过了人力资本和投资的作用,不平等是影响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收入增长对收入差距扩大存在自动的制衡作用,这降低了农村地区不平等增长的速度。

反哺趋势下农村收入差距的研究述评

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对农村收入差距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角度,综述了气候条件等自然资源和农村工业化等产业特征对农村地区差距的影响。自然地理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地理差异对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新经济地理则强调即使最初结构相同或者相似,也会表现出经济上的空间差异。单纯就农业而言,自然地理可以认为是帮助解释农村地区之间出现差异的初始条件,而新经济地理可以解释初始差异通过正负反馈被放大的方式和作用机制,二者对解释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具有相应的解释能力。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过程中,理清自然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对地区差距形成的作用机制,对当前正确选择同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反哺路径和模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

文章以阿玛蒂亚·森的权利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从人力和物质资源水平、所处的经营环境以及享有的社会保障四方面,构建了分析农村居民所拥有经济发展权利的理论框架,并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经济发展权利的差别对收入流动的影响。文章研究认为,充分保障农村居民经济发展权利是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农业信贷、行政性垄断与农村收入差距

本文分析了在我国农业信贷市场不完善、信贷规模区域差异明显的条件下,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行政性垄断对农业信贷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6年我国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信贷规模较小的地区,农业信贷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而在农业信贷规模较大的地区,农业信贷增加会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在农业信贷规模较小的地区,行政性垄断进一步强化了农业信贷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效应;而在农业信贷规模较大的地区,行政性垄断则加剧了农业信贷扩大农村收入差距的效应。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回归分解

论文利用2003-2008年CGSS的微观个体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解方法对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首先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农村收入极端不平等,并且呈上升趋势。回归分解结果表明,年龄、教育、性别、东部地区虚拟变量、政治地位、婚姻、健康和幸福感是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决定要素。其中教育、年龄、性别、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健康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显著。其余变量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相对较小,但其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有效调控收入差距具有借鉴作用。

家庭结构、等量因子和中国农村收入差距再估算

家庭内部存在可供家庭成员共享的公共物品,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加,规模更大的家庭可以从中获得规模效应。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团队2007—2013年的农村调查数据,通过模拟恩格尔曲线,测量得到了不同规模和结构家庭的等量因子。研究结论表明,2007—2013年,家庭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体现为,家庭每增加1个学龄前儿童,支出增加约26.3%;每增加1个学龄儿童,支出增加约31.9%;每增加1个老人,支出增加约33.8%。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食物支出占比在变小,而居住、教育、娱乐、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占比在变大;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处在高位,且有所扩大,而消费差距小于收入差距,且有所缩小。利用等量因子对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进行调整后发现,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均有所缩小,这是由于家庭内部分享公共物品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所致。本研究的主要启示是,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国家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中国农村收入不均等性的方差分解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1年最新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考察了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构成的演变,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农村收入差距的发展历程,并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方法估计了各个解释变量对农民纯收入差距的贡献。文章发现,我国农村基尼系数自2006年来已经突破了0.5,收入差距悬殊;非农收入差距对农民纯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教育年限、政治资本是影响农村收入差距最大的两个因素,贡献度分别为54.3%和16.4%。

并税式改革、二次财富分配与农村收入分配改革

古代并税式改革,在短期内能缓解农民的税收负担,但长期内由于财政支出等刚性增长所产生的杂税,附加等对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影响重大,导致地主和农民阶级矛盾加深,这对于当前农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而我国农村公共财政预算存在的非对称性机制使农民所承受的负担大于所获得的收益,农民的财富逆向分配程度以及农村财政的非对称性程度都较高。因此需要国家进一步实施三农政策,保持农村的对称性财政机制,使城乡收入差距趋于收敛,分配趋于公平。

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1324个村社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村官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基层治理力量,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增收与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新形势下,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否有助于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有待验证。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缩小了农村基尼系数,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构成了大学生村官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文章采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替换控制变量与更换估计模型(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IV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稳健。进一步机制验证发现,大学生村官可通过提升“社会保障力度”与“社会治理水平”的中介路径来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大学生村官政策效果存在异质性,其对资本禀赋较强地区(东中部、非贫困村与村支书学历高中以上)的收入差距缩小作用更加明显。可见,大学生村官政策能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政府应做好大学生村官政策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政策的有机衔接,促使大学生村官更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同时,政府需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以确保政策效果的普惠性,助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非农就业机会不平等对地区间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农村收入模型,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农村收入差距。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构成农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区域间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城市非农部门发展水平差异所造成的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农民在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能力上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农村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1978-2006中国农村收入情况浅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系到民生的农民收入问题则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比分析1978-2006年间中国农民收入的构成及数量的变化,探讨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并进一步阐述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

福建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

前人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表明，农村金融对农村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影响，无论是拉大或是缩小收入差距。本文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福建省自1995年以来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福建省金融发展不仅没有抑制农村收入差距反而拉大了差距，接着分析了造成此后果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信贷约束下的农村金融与农村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文章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期生命周期模型来考察在信贷约束下农村金融与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机制。模型结论表明,在存在农村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农村金融的发展能否起到缩小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农业投资回报率、农村金融贷款利率和农户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成本对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农村金融支持的农业投资回报率越高,农村金融贷款利率越低,农户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成本越低,则农村金融的发展越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

林芝市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林芝市2005~2014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以及OLS回归,得出,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收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促进效应为0.5105个百分点）,其次是第三产业收入（促进效应为0.363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收入的促进作用最小（促进效应为0.0832个百分点）,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动将会引起农村经济增长的变动,调整农村收入结构,将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最后结合林芝市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地区农村收入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乌兰察布市农村收入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得出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很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并外出务工,从而使得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较大;其他收入对农民总收入的影响较低,说明退耕还林补助到期后,农民总收入也不会发生重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