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校车发展中的政府责任——以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为背景

新一轮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学生远距离上学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农村地区"黑校车""校车超载"等现象屡禁不止,反映出农村现有校车运行机制的严重缺陷。从校车属性及利益补偿原则看,政府应承担起农村校车发展的主要责任。确立农村校车优先发展战略,实施"农村校车发展工程",建立政府主导、责任共担的运行机制是我国农村校车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实现这些目标,我国政府应在校车立法、制度监管和财政保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校车服务供给的公共理性困境及其选择

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校车服务供给面临种种公共理性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政府对校车服务供给程度的认识分歧、农民参与校车决策的制度障碍、校车市场的供需矛盾、校车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难以兼顾、校车政策的执行偏差。借助于公共理性分析框架,农村校车服务若要实现有效供给,必须重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异性与异质性。在政策讨论和对话的基础上,各方利益主体建构起公共理性的理念,为政府的权力理性、农民的意见表达和学生的伦理诉求尽可能提供各种可行渠道,最终实现农村校车服务的健康发展。

基于政府责任的农村校车安全问题研究——兼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校车作为公共产品其具有公益性不容忽视。农村公益校车供给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三方主体在博弈中的个体理性必然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以致农村校车事故频发。究其原因: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农村校车财政投入不足与分配不明、责权主体不清、校车监管不细等原因造成。作为公益产品(校车)的提供主体——政府,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政府应该把校车财政投入与监管,作为自己的法定职责,以此来保障农村校车的数量及其安全运行。

农村校车安全保障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担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改善,近几年,农村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加之,我国计划生育的有效实施,农村地区学龄儿童普遍减少,为此,很多地区实行"撤点并校",随之带来的是农村学生远距离求学,农村学生对校车的需求日益增加。由于车辆和资金有限,带来了不合理的校车运行及"黑校车"的存在,对农村学生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就当前农村校车发展现状而言,农村基层政府必须大力保障农村校车安全,促进农村校车安全运行与发展。

我国农村校车运营管理模式比较分析——以四个典型地区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校车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来规范校车的运营与管理,形成了不同的校车运营管理模式。本文分别以"德清模式"、"天长模式"、"鸡西模式"、"溆浦模式"进行表述,从财政实力、校车配置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差异化比较,进而分析了各个模式的适应性,并从中得到启示。

农村校车安全的深层思考

接二连三发生的校车安全重大事故，让农村校车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村校车是21世纪才在中国出现的新生事物，是90后才开始使用的”新玩艺”，但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无法支付舒适安全的成本，导致校车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其需要政府科学的制度设计，需要政府调整思路，不可过分追求学校的“规模效应”，而应为农村孩子着想，让他们就近上学，并以城乡教育的均等化，来解决诸多农村孩子弃近投远的问题。

巴西农村校车政策与教育机会均等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学生在入学机会、享受教育资源等方面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机会不均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经济地位不利之外,上学交通不便也是阻碍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现实因素。那么,如何发挥政府的责任,为农村学生提供校车服务,成为各国发展义务教育的重要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巴西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农村校车供给政策,为农村儿童提供了便利的入学途径,有效地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限理性与集体理性——以农村校车服务为例

当前,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是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追根究源在于有关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做出不恰当的行为选择。在农村校车服务供给过程中,农民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无知",亦即有意识地不去表达、不实表达、消极表达或者无法表达对农村校车服务的真实需求;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冷漠",亦即有目的地表明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农村校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破解"理性无知"和"理性冷漠",社会必须做出集体理性的选择,架构起有关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桥梁,使得农民获得更多农村公共服务选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使得政府具有更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应性和责任性。

农村校车安全运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近来校车事故频发,尤其是农村校车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农村校车运营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农村校车管理,实现农村校车安全运营成为了一个热点和难点。本文对农村校车的安全问题及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农村校车安全运营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农村校车安全运营的解决对策。希望为完善和落实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校车安全提供有益的建议。

农村校车问题调查研究——以湖北省G县为例

对湖北省G县的校车现状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对于校车问题,存在着政府、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三方博弈。学生对于校车的需求、校车车况、路况和从业人员的素质都对校车安全工程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应加大财政投入,中央政府要切实拨付校车专款,地方政府要积极配合;尽快完善管理条例细则,明确校车事故责任主体;管理协调好社会营运车辆。

农村校车发展中政府责任的定位、缺失及对策

农村校车安全事关教育发展和社会稳定,但农村现有校车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缺陷。从校车的属性来看,政府在农村校车发展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必须解决其在农村校车发展中责任缺失的问题,将农村校车置于优先发展地位,实施"农村校车发展工程",通过校车立法、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监管、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等方式促进农村校车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农村中小学校车问题中的利益诉求——基于教育公平的视角

农村的校车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整体校车安全问题的重灾区,农村校车存在的车体不达标、超载现象严重等问题造成农村校车事故频发。为保障农村中小学校车安全,宜完善校车安全规范的立法,实施校车制度;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减少盲目的撤点并校;建立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社会多元参与的校车财政保障体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教育界、公安部门等相互协作的监督体系;加强校车司机的职业道德素质和驾驶技能培训等。

农村公益校车的地方政府责任分析——以博弈论为视角

农村公益校车供给是各个主体在外部环境约束下,根据自身收益和成本进行理性选择的博弈。农村公益校车供给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家长三个博弈主体,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家长与家长以及地方政府与家长之间的三组博弈。这三个博弈主体的个体理性将导致集体非理性,形成了一种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从而使农村公益校车供给陷入"囚徒困境"。这种情况证实了地方政府承担农村公益校车供给责任是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承担起相应责任来化解这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