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环境保护法规制的主要领域

在对农村和农村环境保护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指出农村环境保护法是有关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改善和建设农村环境的各种法律规范或法律表现形式的总和。农村环境保护法规的内容主要包括: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绿色能源,建设环境优美村镇、生态村镇,实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法律。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区块链赋能农村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制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面临“共同生态利益”维护的共识未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互信机制不健全、平台化治理数据安全保障不充分等诸多制约因素,需要区块链技术予以赋能和化解。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集体维护优势,能够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规范有序和治理主体的多元互信,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构建全新的理论架构、技术思路和价值基础。区块链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诸多挑战,包括区块链去中心化对农村环境治理公共性维护的挑战、区块链工具理性对农村环境治理中权利保障的挑战、区块链快速迭代对农村环境治理规则体系的挑战等。有必要坚持农村环境治理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共识,构建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协同的权力限制与权利保障新架构,同时不断完善农村环境治理中区块链风险的技术规制制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规制逻辑和更新路径——基于政策文本的制度语法学分析

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任务,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为了解相关政策的规制逻辑和治理效能,系统运用制度语法学工具、辅以制度类型学方法对选定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具有身份规则、边界规则、选择规则、信息规则、聚合规则和报酬规则等特征。其中,实施层面主体地位和权责缺乏清晰界定、技术型主体准入规则缺失、政策弱规制性、实施层面主体自下而上信息反馈路径缺失、村民等主体的非决策性、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未向下延展等问题较为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应从完善实施层面主体权责规定、明确技术型主体参与治理的选拔程序、增强规则性陈述、健全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路径、赋予实施层面主体以行动决策者地位、促进多主体行为正负激励机制结构化等方面,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实施的实效性。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制研究

针对我国农村面临的生态环境实际情况,以及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主要探讨法制建设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作用。

强化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吗——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政府遏制环境污染,强化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基于2012年～2017年434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法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创新活动有负面影响,对中央控股和地方控股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显著,但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补贴的加入能够弱化新法对创新活动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不支持"波特假说",为政府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执法的同时如何兼顾企业的研发创新积极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兼论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以生产性服务业数智化为契机,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理论阐述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内在机制基础上,构建包含金融服务、科技信息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三部分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回归模型对2014—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数智化改造对AGTFP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金融服务和商贸流通服务的数智化改造对AGTFP的影响呈现当期有效的特征,而科技信息服务数智化改造在较长的时间内仍可以保持对AGTFP的显著促进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强到弱依次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数智化对AGTFP的影响。基于此,应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构建以科技信息服务为基础,金融服务、商贸流通服务为引领,拉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效增长机制。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基于8省1967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研究村民的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对于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8省157个村庄1967份样本,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对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约束型规制、引导型规制、村庄治理效能、干部工作能力以及个体受教育水平和环保意识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2)环境规制和道德教育对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群体异质性。约束型规制显著正向影响高学历或高收入或健康村民的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引导型规制显著正向影响健康村民的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道德教育显著正向影响低学历或低收入村民的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3)引导型规制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村庄治理效能感知、干部工作能力和环保意识均在引导型规制对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村庄治理效能感知在村民参与和农村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提出重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及其组合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道德规范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拓宽村干部选拔渠道、村民参与环境治理渠道等对策建议。

《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近海油气开发规制之完善

近年来,作为海洋开发利用主要阵地的近海污染较为严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而油气开发作为近海环境的重大安全隐患,亟需法律加以规制。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在规制近海油气开发的制度衔接、处罚机制以及保障措施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相关立法的先进经验,通过畅通制度衔接、严格处罚机制以及健全保障措施加以完善。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制研究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制面临政策体系不完备、责任制度难落实、农村企业监管薄弱、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淡薄等问题。为此,政府应当根植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导责任制度、强化农村企业环境治理责任落实保障制度和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以响应乡村生态振兴的目标要求。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策规制对村民参与意愿的影响

从政府和村民这2个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政策规制、环境认知与村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关系,探究了环境认知对政策规制—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政策规制、环境认知对村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且强制型、激励型、引导型3种政策的规制效应以及环境感知、环境知识均对参与意愿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政策规制通过环境认知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着村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其是否愿意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本文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采用Logit模型,通过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引导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强于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约束激励作用。另外,二者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②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外,还能通过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产生间接影响。据此,应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环境规制体系建设,提高农户的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水平,以增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提高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

低碳时代农村环境污染与规制工具创新——基于规制经济学的分析

以能源消耗污染、日常生活污染、农业生产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和城镇转移污染等为主的污染物与日俱增,严重影响与威胁我国农村发展与农村居民生活。根据规制经济学理论,探索如何创新我国农村的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提升环境污染防治效果,已成为低碳时代一个迫切的现实诉求。

论农村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制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落后。国家应当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宣传,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有效遏制农村环境污染。

绿色发展视野下农村环境治理法律规制研究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绿色发展视野下,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环保立法滞后、环保执法力度不足、法律援助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因此,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必须要建立适应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特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援助制度。

环境规制情景下我国农村居民间接碳排放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和PLS-VIP方法

采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法,估算出1999—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碳排放。使用STIRPAT模型、偏最小二乘法—变量投影重要指标(PLS-VIP)研究环境规制情景下,间接能源消费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间接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碳排放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呈现出富有弹性的特征;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引起农村居民人均间接碳排放降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降低间接碳排放;第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农村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会减少间接碳排放。最后,提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农村居民用能结构等建议。

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构建——基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

农村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成为威胁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根据规制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特征和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征是导致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性根源,而环境规制政策正是纠正这种市场失灵现象的主要手段。通过对两种典型的农村环境政策执行效果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政策还存在着激励约束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加强对农村环境治理产品的投入,强化现有环境政策的执行力。

绿色发展战略视野下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制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离不开乡村振兴。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国家农村环保立法滞后、环保执法力度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必须要建立适应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特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援助制度。

网络直播营销宣传的今年新规制

又是一年一度的电商领域的“6.18”年中大促销季节,今年的电商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与往年相比,在法律规制上又有一些新规定值得关注,尤其是即将于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首度从行政法规的立法层面对网络直播营销作出了明确规制。虽然该条例目前尚未生效,但即将实施,早规范早受益,这种紧迫性是必须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