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环境政策的创新

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特点及造成环境问题的因素不同,现行的环境政策在农村的施行有其局限性。创新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应由政府管制性环境政策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变;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由保护向保护和补偿机制并重转变;建立环境资源使用权让渡受益机制。

“征补共治”型农村环境政策设计——以河北省白洋淀村庄为例

为了改善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维护农村的生产和生态功能,采用问卷调查、典型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应用环境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等有关理论,分析了农村环境政策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提出并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系数,分析了农村环境治理适用的环境政策类型,最后探讨了"征补共治"型农村环境政策的制定框架。由此认为"征补共治"型农村环境政策是适合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类型。

中日韩农村环境政策比较分析

2015年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审议并签订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2015—2019)》,强调"大力推进生态保护与农村环境整治,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析三国农村环境政策,吸取和借鉴日韩成功经验,提出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对策措施,建立农村环境整治工作长效保障和监管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农村环境政策的分析

本文以农村环境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我国农村现有环境污染情况,指出目前农村农药化肥滥用、生活垃圾乱堆等问题。梳理我国各阶段时期的农村环境政策,探究出其中的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的举措来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政策。

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和农村环境政策分析研究

农村社会政策和农村环境政策关系到今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政策、劳动力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农业环境政策,通过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未来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依据。

社会政策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演进及路径转向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理念依托与实践行动导向,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在多个维度上体现出突出的社会政策蕴涵。首先是治理主体维度的“社会性”,即在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下,由政府主导,村集体组织,企业、社会组织、村民对农村人居环境主动参与的治理过程。此外,通过农村人居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治理内容的“生活性”维度直接体现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政策蕴涵,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划分为萌芽、初创和形成等不同历史阶段,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演进特点和历史性评价。同时,揭示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到“常态式”治理,推动主体由地方实践探索向中央主抓、央地协动,治理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以及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密切结合的路径转向。

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扩散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政策扩散理论,采用社交网络分析法和关键词时序分析法并借助Gephi软件,对2001年1月至2022年7月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旨在揭示其扩散过程和特征。结果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扩散特征呈现S型形态;在强度维度上,方案类和意见类政策扩散强度较高,且具有显著的时序集聚性特征;在广度和速度维度上,方案类政策相较于意见类政策,覆盖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并呈急剧下滑趋势。在方向维度上,通过“村庄规划”和“危房改造”政策工具的关键词时序分析,发现两者均呈现出同级间平行扩散和地方向中央由上至下的扩散方向。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政策扩散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策传播的规律,为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启示。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演进逻辑及其实践工具——基于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

科学制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是有力有效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一环。文章基于扎根理论,对改革开放的开启至202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的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85份政策文本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呈现出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治”、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协同”、从“分散控制”转向“系统治理”、从“问题导向”转向“战略布局”的演进逻辑,从政策实践工具来看,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导,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比重渐增。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量化评价研究

以2014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颁布的209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并结合政策特点,确定了政策评价的9个一级变量和41个二级变量,构建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量化评估指数模型,并选取9项政策进行PMC指数计算和PMC曲面图绘制。研究发现:所选取的9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总体评价等级为“优秀”,无“完美”和“不良”等级,说明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整体设计较为科学合理,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政策时效、政策受众、政策领域、激励措施是未来政策调整修改的主要方向。

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四十年:问题演进、政策应对及机构变迁

从1973年至今的40年中,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态不断变化,相应的农村环境保护政策也不断出台。回顾40年历程,农村环境保护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政策体系仍不完善;应对措施滞后于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实际需求,农村环境管理机构持续萎缩。保护农村环境,一要完善政策体系,细化已有政策中的相关规定;二要在"三农"政策中强化环境保护,凸显国家意志;三要强化管理机构;四要大幅增加资金投入。

面向流域治理的农村“费补共治”型环境政策研究——以白洋淀为例

随着农村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生态脆弱的流域农村环境治理更应重视,针对农村污染特点的农村环境政策手段比其他治理手段更强有力。首先提出面向流域治理的农村环境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并分析了白洋淀流域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然后提出了由政府、农民和第三方合作的"费补共治"型政策的制定思路,对收费要适度、奖补要充分的原则进行了经济分析;在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流域农村环境政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综合评价,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了政策对比分析;最后提出实施面向流域的"费补共治"型农村环境政策的保障措施。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策工具关涉政策目标的达成,政策工具的科学选择与运用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取得实效的重要论题。文章运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针对于政策工具的三种类型而言,强制型、混合型和自愿型工具分别呈现出使用较多、乏力和不足的现状。虽然在政策演进的过程中,工具的使用占比有缓和的态势,但是折射出多元参与匮乏、执行合力不足以及治理乏力等问题,未来应通过强化政府“软管理”、实现工具的协同与组合搭配以及制度优化与工具创新等措施,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网络,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

眉山市S镇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执行及问题对策研究

2020年底,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基本实现了干净整洁有序,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距离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所差距。为加快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中国中央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方案(2021~2025年)》,在我国地方政府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眉山市S镇政府是当地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本文通过对眉山市S镇调研,基于史密斯政策过程模型分析S镇政府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面临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以及政策执行环境四个因素的执行困境,提出要推动当地的农村人居环境政策的执行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法律修订进程;加强地方组织保障,强化政策执行能力;加强目标群体引导,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供政策资金保障四个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及政策分析

中国农村环境政策的提出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农村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保护的迫切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但由于其在制定过程中没有吸纳农村环境保护的主体——村民参与,在操作层面没有把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在资源投放上没有考虑村民的需求,因而我国农村环境保护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基于此我国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需要创新思路:一是构建新型的农村环境保护体系;二是环保机构应从执法机构转变为服务机构;三是统一环境保护目标,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四是以村为主导,以村民为主体,多方参与,把农村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五是建立农村自我环境监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