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文章首先考察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指出我国人口流动既符合一般规律,又有国情带来的特殊性,进而从人口的职业构成、地域分布和素质三个方面说明了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农民在流动中培养了个人现代性,而这必然会推动农村现代化,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农村家庭、农村经济、乡土文化三个方面。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四十年:1978-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来讲,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村庄熟人社会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富人群体,这个富人群体使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极化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则保持了相对均质,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留下的农村获利机会形成了一个数量不大、但结构位置却极为重要的"中坚农民"群体;另一方面,农村家庭负担不重且相对年轻的老年人群体正在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坚农民"和"负担不重的人"是理解当前中西部农村治理秩序的关键。同时,中西部农村开放性的结构既为农户逃离结构性力量提供了机会,但也使村庄由于社会结构均质化程度高而可能面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后果往往表现为严重的子辈对父辈的代际剥削。此外,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政策,可以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落叶归根,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个体社会角色、阶层地位、家庭结构与关系、社区特征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等社会结构要素均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如何有效地回应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已成为考验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执政水平和社会治理智慧的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能源使用转化的代际分化图景:经济收入、技术能力与乡土认知

基于晋西南毋伯村“煤改气”项目的田野调查,本文探讨了天然气下乡后农民在能源使用上的代际分化图景及形成逻辑。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是“煤改气”项目的主要支持者,老一代农民通常拒绝或被动地接入天然气,并且在对天然气的使用上具有“季候性”的特点;而在代际同住的家庭中,两代人则会相互尊重彼此的能源偏好。新老两代农民的能源选择差异是经济收入、技术能力、乡土认知三个维度共同驱动的结果。相比于新生代农民注重享受现代的生活方式,老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更多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塑造。他们出于为子代发展和家庭绵续而省吃俭用的想法,拒绝使用成本相对较高的天然气。可见,乡村“煤改气”项目不宜被盲目地、孤立地推进,而须因地制宜,在一定时间内允许多种能源使用方式并存,以满足不同代际群体的生活习惯和用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