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共同体构建中的文化治理与群众认同——以吉林省少数民族村屯为例

农村社区是中国政府各类工作推进的核心地带,是衔接政府与群众的社会共同体。群众认同是农村社区内生文化秩序重构的前提。新媒体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为少数民族村落创建了地方文化印记连接的纽带,在引导社区成员身份归属、共享“在地”文化经验、达成文化共识等方面,起到了有效助推作用。乡村振兴带头人等“新农人”群体,通过产业发展、致富增收、合作组织等主体实践,发挥着农村社区组织传播体系的“意见”领袖作用,引领乡村群众主动表达利益需求,迫使农村社区治理方式根据群众主体参与评价进行工作机制调适。农村社区组织传播体系构建,要基于群众的个体媒介接触、家庭代际支持、社群交流选择等新媒体使用“惯习”,逐步完善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交流空间建设。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理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存在高度的理论契合,两者在治理核心、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等五个方面相吻合。在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农村社区治理呈现五种共同体形态,分别是权利和价值形塑的责任共同体、权力与制度整合的治理共同体、关系与情感互动的生活共同体、民意与法治耦合的利益共同体、技术与伦理调试的数字共同体。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路径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持续优化社区治理体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拓展践行基层协商民主和推进数字技术柔性嵌入,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政治保证、动能转化、价值归依、内在动力与技术规范。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表现为农村社区多方参与治理成效显著、农村社区协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与公共空间管理效用增强。然而,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仍面临治理主体利益分异、多元治理体系失序和治理行动进程缓慢的现实困境。应关注主体利益、文化价值与公共精神等关键影响因素,在治理实施过程中,通过深化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利益联结、优化农村社区共同治理行动流程及完善农村社区动态评估与绩效评价体系等策略,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治理基础。

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十年反思与展望(2006—2016)

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新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2006年始,农村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十年来,该项政策的实施在改善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程,打造宜居乡村;社区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打造富裕乡村;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打造和谐乡村;实施传统村落保护行动,打造特色乡村以及加强服务,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年来也显示出社区建设动力衰减、社区公共性不足以及社区建设的成本控制与风险防范等问题。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要在农村社区层面上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市场与村庄的关系,使其实现有效衔接并发挥协同作用。同时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强化共同的利益与情感建设,扩大社区的自治空间,积极培育符合时代和现实需要的新型社区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视角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

新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最大的不同在于成员性质的差异及共同体性质的变化。传统村落社区是家元共同体,生活于其中的农民是同质化的农业劳动者;旧城改造、拆迁以及农民工流动而形成的位于城市郊区的乡村转型社区是族阈共同体,生活于其中的成员是异质化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正在建设中的新农村社区是合作共同体,生活于其中的居民是具有合作精神的新型农民。因此,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围绕培育新型农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及建设合作型社区文化等方面展开,其中培育新型农民是关键,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生动体现和必然要求。

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

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新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2006年始,农村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十年来,该项政策的实施在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改善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程,打造宜居乡村;社区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打造富裕乡村。

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共同体重构的意义研究综述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重构问题是近年来党和政府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学界已经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通过梳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概念、演变以及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重构的意义等几个方面,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重构的构想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解决问题的实用性,对此作出了简要评析并提出了探索的方向。

农村社区治理的模式创新——从“乡政村治”转向“乡村共治”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适应不同时期基层政权运行特征和农村社区治理变化的过程中,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实现了从“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的转变,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出“参与共建”“多元共治”“开放共享”的表现形态。在“乡村共治”模式下,新时代深化农村社区治理,需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领导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能力,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升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水平,以公共精神的培育增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以民主协商整合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真正实现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全面提升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

农村社区多元参与治理中政府行为研究——以湖北“三万”活动为例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国家一元结构"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过渡。农村社区——乡村社会全息缩影的公共空间,浓缩影射了社会构造的多元化功能,拥有强化地方认同、整合地方内生秩序的效力。本文以湖北"三万"工程为例,探究在农村社区共同体多元参与合作治理的背景下,作为农村各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政府如何引领各方力量协同,构建社区对话平台,扩大公民参与,让农村社区从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信念的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维护社区稳定和谐,实现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