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

以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支持的分析框架,采取实地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疾病的特殊性导致患者家庭遭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有限的经济能力导致患者家庭生活紧张,医疗保障主体服务规模和服务质量的低下,社会组织支持滞后导致患者家庭他者支持缺失,社区文化的错误归因导致患者家庭病耻感滋生,法律和政策的碎片化导致患者家庭难以享受国家发展红利。

断裂与重构: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的社会支持

在城市化进程中,家庭功能逐渐衰退,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复合转变,其支持主体主要包括以亲属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支持主体、以同辈群体和医院为依托的中观支持主体和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支持主体。其支持客体在经过患病初期的的大力支持后到达治疗初期的支持顶峰直至在长期康复期中出现断裂特征。针对其社会支持体系的断裂,多元支持主体应从支持内容与形式上对其进行工具性支持、表达性支持及道义性支持的重构。

困境与出路: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家庭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会给其家庭带来巨大风险与负担。在我国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困境。基于湖北省L村的实地调查,其社会支持呈现微观层面亲属支持单一性与非稳定性、互助支持缺位,中观层面医院支持断裂、社区支持匮乏,宏观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会组织支持真空、社区文化归因偏差等特性。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完善与构建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其出路应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为支持主体系统,以收入来源的拓展、心理支持的提供、社区互助支持力量的培育为支持内容,以专业社会工作嵌入作为其支持实现形式。

探讨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模式下护理干预对农村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

目的探究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模式下护理干预对农村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方法以随机抽样法为分组依据,将本院公卫科随访管理抽取的76例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分为干预组(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模式下护理干预)与参照组(常规护理)各38例,均于2020年1月-2021年1月在本院公卫科管理接受随访,对干预效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干预前两组汉密尔顿抑郁、焦虑(HAMD、HAMA)比较无差异(P>0.05),干预后干预组HAMD、HAMA低于参照组(P<0.05);干预组复发率、再入院率为2.63%、7.89%,明显低于参照组的18.42%、36.84%,差异显著(P<0.05);干预前两组生活质量(QOL)比较无差异(P>0.05),干预后干预组评分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将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模式下护理干预应用于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后,可显著消除负性情绪,改善生活质量,减少疾病复发率及再入院率,值得应用。

农村贫困重性精神病患者免费家庭治疗的探析

精神疾病是一种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疾病。一些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等，其病程多迁延、反复发作。在农村，由于经济、文化、地域、风俗等诸因素的差异，一方面患者长期的治疗费用使绝大多数家庭经济上不堪重负，甚至不得不绝望地中断治疗；另一方面，一些患者家属因贫困、相关知识匮乏、耻辱感等原因而从未带患者到正规医院接受过诊治。

家庭雕塑在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团体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住院时间短，且流动性强，对他们如何在有限的住院治疗时间内实施高效的心理治疗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家庭雕塑是一种用于家庭治疗的非语言的经验性技巧，通过具体造型的生动形象重新建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将自己置于戏剧性的场面，提示其认识和感受的重要意义。

农村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甘肃省景泰县的田野调查

景泰县隶属于白银市，位于甘肃省中部；东濒黄河与靖远县、平川区相望，南与白银区、皋兰县及永登县交界，西与天祝藏族自治县及古浪县毗邻，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接壤；辖6镇5乡、136个行政村和7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24．18万人，2011年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4439元。按照全国人口精神疾病发病率为1．23％估算，景泰县的20万农业人口中，有246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

家庭支持助力精神健康

精神障碍又称精神疾病,不仅会对患者本身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困扰,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这种疾病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可能导致患者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甚至出现自杀、伤害他人等危险行为。因此,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治疗和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农村社区精神障碍患者的病耻感及相关因素

目的:了解农村社区不同精神障碍患者的自我病耻感水平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对成都市新津区453例农村社区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患者,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表、自我病耻感量表、杜克社会支持量表,以及整体功能评估进行调查,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病耻感的相关因素。结果:患者自我病耻感有较高的检出率(44.8%)。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OR=0.49)、丧失工作能力(OR=0.46)、住院次数越多(OR=1.17)、社会支持和社会功能水平较低的患者(OR=0.97;OR=0.97)更倾向出现较高的自我病耻感。结论:农村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具有较高的自我病耻感,并与家庭收入水平、工作能力、住院次数、社会支持水平以及社会功能等因素相关。

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随访及护理对策研究

探究在对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管理治疗期间重视家庭随访的意义,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对策。方法:现将2021年1月-2021年12月我院出院流转下去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作为此次研究时间范围,从该范围中随机抽取同意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0例作为观察组,增加家庭随访频次;随机抽取同意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进行常规出院护理干预。此项研究中的关键指标有:干预后的防治效果、疾病复发、住院次数,以及精神状态的干预前后改善情况。结果:对于干预后的防治效果,观察组内家庭参与率、监护率、按时服药率更高一些,风险事件发生率更低,上述各项指标的组间对比结果均有差异出现,获取P值均<0.05。对于疾病复发和住院次数,观察组组内人员的疾病复发及住院次数均值更小,组间对比结果均有差异出现,获取P值均<0.05。对于精神状态的干预前后改善情况,于干预前的组间对比结果并无明显差异,获取P值>0.05;虽然干预后两组人员精神状态各项评分均有降低,但观察组更低,组间对比结果出现差异,获取P值均<0.05。结论:在对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管理治疗期间,重视家庭随访工作至关重要,应受到相关工作人员的重视。

农村精神障碍患者门诊疾病负担调查及救助机制探讨

目的:调查甘肃省农村地区精神障碍患者门诊疾病负担状况,为进一步健全精神障碍患者门诊救助机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现场填表、电话访谈、入户调研等方法进行问卷调查,结合精神科及药学专家的测算,进行对照分析和深入研究。结果:468例精神障碍患者年人均门诊经济负担9 523.80元,其中,年人均门诊直接经济负担6 610.10元,年人均门诊间接经济负担2 913.70元。结论:精神障碍患者的疾病特点与长期的、持续的医药费负担是造成农村患者尤其是低(或无)收入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根源,呼吁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将精准扶贫与合理控费作为减轻患者疾病负担的切入点,增加精神类长期门诊疾病医保报销病种,提高报销比例,进一步建立健全救助机制。

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对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干预模式对农村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从纳入《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中的衡水市农村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中随机抽取在管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0例,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研究组采用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模式干预,对照组采用常规社区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干预.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个人与社会表现量表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测评,分析两种管理模式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 干预后研究组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个人与社会表现量表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减分值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住院天数、复发天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再就业天数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心理健康教育多元家庭治疗干预模式对提高农村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研究.

社会心理因素对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负担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理社会因素对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负担的影响。方法选择2010-2011年在我社区精神科登记接受过治疗及康复的150例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及其照料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精神卫生知识需求与态度调查量表、社会支持量表(SSRS)、家庭负担量表(FIS)和简易应对量表评价社区精神病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家庭日常生活负担、家庭娱乐负担、家庭关系及家属身心健康负担量表评分。利用SPSS17.0软件分析各心理社会因素与患者家庭负担的相关性。结果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负担、家庭关系负担、家庭娱乐活动负担、家属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FIS评分分别为(2.37±0.50)分、(2.12±0.528)分、(2.09±0.54)分、(2.00±0.535)分、(2.05±0.705)分和(2.04±0.695)分,均为中度负担,其中经济负担最重,而娱乐负担最轻;社区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负担与积极应对、对精神疾病基础知识以及康复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家庭负担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P<0.05)。结论对精神障碍的负面体验与看法等心理社会因素加重社区精神患者障碍家庭负担,积极乐观的面对可能有利于减轻家庭负担。

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住院患者疾病家庭负担的对比研究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住院患者的疾病家庭负担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1—12月在本院精神科住院的患者及其家属为研究对象,采用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对住院的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家属进行疾病家庭负担评定。结果精神分裂症(n=99)和双相情感障(n=154)碍住院患者的FBS总分分别为(32.53±8.55)分和(29.20±9.58)分,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疾病家庭负担更重,男性、文化程度低、无职业、收入低的患者疾病家庭负担更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两组疾病均造成严重的家庭负担,全社会应重视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负担。

首次住专科医院精神障碍患者家属求医态度、心理状况及家庭关系调查

目的:调查分析首次住专科医院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的求医态度、心理状况及家庭关系。方法:对青海地区1 077例首次住专科医院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采用家属就医态度自行编制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家庭环境量表(FES-CV)中文版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结果:患者家属早期多寻求迷信巫术的帮助,精神卫生知识缺乏;SCL-90评分显著高于常模(P<0.01);FES-C评分与常模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首次住专科医院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精神卫生知识缺乏,心理状况不良,家庭关系欠佳。

上海张堰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管理模式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效果

目的:探讨家庭医生一对一签约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效果,为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系统管理服务质量,探索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决策依据。方法:通过上海市精神卫生网络管理系统获取上海张堰镇2019-2020年在册所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基本信息和管理情况,对2019年在册的322例患者采用条线管理为主,对2020年在册的330例患者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比较两种管理的检出率、患者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社会参与率、体检率、签约率、健康体检异常检出率、住院治疗率、肇祸肇事发生率等。结果:2019年和2020年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中均以精神分裂症的占比最高(52.17%和52.12%),通过对患者实施1年的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管理服务干预,其服药率、规律服药率、签约率、体检异常率和面访率较2019年均有所提高,家属健康意识知晓率、满意率也均有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没有肇祸肇事发生。结论: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就医依从性和控制率,杜绝了肇事肇祸发生,体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越性。

家庭医生对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效果评价

目的:探索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健康管理的效果。方法:以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抽样120例,其中男性69例,占57.5%;女性51例,占42.5%,年龄14~90岁。年龄中位数为56.3岁;平均病程(33±16.8)年。比较家庭医生团队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前后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得分以及接受服务的满意度。结果:研究对象接受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6个月后,SRHMS得分有明显改善(P<0.01);同时,研究对象对服务的满意度由管理前的90.0%提升到管理后的97.5%。结论: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是有益的,应支持推广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

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障碍患者综合康复管理模式构建探讨

目的以家庭医生团队为主体对精神障碍患者开展多元化、连续性、全病程的健康管理,探索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障碍患者综合康复管理服务新模式。方法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明确家庭团队开展对精神障碍患者综合康复管理、采用德菲尔法制定技术规范和制度体系、确定成效评价指标和加强能力的培训,探索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障碍患者综合康复管理的方法和措施。结果初步形成由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综合康复管理,建立起以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障碍患者综合康复管理的新模式和运行机制。结论家庭医生团队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综合康复管理提高了患者服药依从性、自知力、家属参与度,强化了个体化康复服务,提高了患者管理效率。此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操作性与成效性。

妊娠期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的调查分析

目的:探讨妊娠期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方法:对50例妊娠期的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者进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1)调查,将结果对比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被研究者的家庭角色功能、心理状态、经济负担等方面的变化。结论:妊娠期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应引起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