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纠纷移动调解的实践探索——以福建省云霄县为例

农村纠纷调解水平关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影响国家治理整体效益。面对转型期农村矛盾纠纷的复杂化情形,福建省云霄县创设农村纠纷移动调解模式,通过抓队伍、促规范、畅机制,推动调解服务关口前移,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得到优质高效的调解服务。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移动调解建构了基层矛盾纠纷调解的空间场域,促使地方性知识与现代化资源优势互补,达至纠纷治理合力。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治理路径——以社会主义法治为视角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也必然需要沿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路径不断实现新的进步。科学立法,为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确立基础框架;严格执法,是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必要因素;公正司法,应成为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重要保障;全民守法,有助于培育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的应有环境。

我国农村纠纷解决中的人民调解制度探究

人民调解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能够长期在我国农村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目前人民调解制度在调解人员素质、制度保障和机构设置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调解制度作用在农村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坚持人本理念、利益协调理念、自治和法治相统一理念的前提下,从各个方面对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予以完善。

农村纠纷的政府化解机制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指导型、服务型、责任型政府,是建构和谐农村的的重大问题。而分析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和运行规律,对完善以政府为轴心的纠纷化解机制举足轻重。为此,须采取原理阐释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基层政权在解决农村纠纷中的特殊功用,从而为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途径提供学理支撑。

村庄内生与国家介入:农村纠纷的解决逻辑

研究农村纠纷解决问题,涉及到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就方法论而言,应该全面的、辩证的、语境化的考察农村纠纷解决的社会基础,不能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只见传统,不见走向。就研究内容而言,要把握村庄内生与国家介入因素及其二者之间的互动对农村纠纷解决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纠纷解决的逻辑。

关于我国社会转型期ADR解决农村纠纷的机制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单一的司法诉讼途径显得力不从心。源于西方的ADR纠纷解决机制适合我国乡土环境,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在解决农村纠纷中彰显其独特的价值。我们需对它进一步强化与完善,在建设和谐农村中充分发挥其功能优势。

乡规民约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及改善

农村纠纷解决面临着司法维艰、私力协调等现实困境,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对于农村纠纷解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乡规民约一方面法律效力不足,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家法冲突。因此应该肯定乡规民约的法律效力,促进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冲突的消解,促进农村纠纷的解决。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新旧制度碰撞,我国农村纠纷呈现新的特点。农村纠纷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要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需要结合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的新特点,从预防、处理、善后三个阶段着手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民间法——以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为素材

从农村纠纷解决的立场出发,探讨民间法是什么,同时以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作为识别民间法的具体存在形态。对近几年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的考察表明,农村纠纷解决与民间法之关联主要包括农村纠纷解决需要民间法,同时农村纠纷解决为民间法发展提供支撑。因此,农村纠纷解决与民间法应保持相互开放的姿态。

农村纠纷调解中的村治逻辑——对浙东先锋村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嵌入在乡村治理实践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并随着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对浙东先锋村纠纷调解实践变迁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益彰显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解手段,放弃了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纠纷调解越来越重视暂时性"息讼"协议的达成,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后税费时代,富人当政之后的农村纠纷调解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治理权力严重受限的农村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以现代法律为内在基准,以面子、人情和金钱等可控资源为策略性调解手段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纠纷。而农村纠纷调解的依附性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挑战。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农村纠纷的防治化解成为重点。目前,我国农村纠纷在数量上有所上升,在样态上也更加复杂。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如何调整应对,做到既充分利用农村社会的传统资源,又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司法等公共服务的现实需要?本文拟从我国农村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现状出发,梳理现有制度存在的不足,提供相应的完善意见,最终构建一种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村基层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纠纷解决的司法效能分析

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中,农村纠纷形态和解纷方式已发生了相应变化,司法正逐步成为解决农村纠纷的主要权威。但由于农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不足、法院的司法能力欠缺、以及社会化解风险的能力有限,司法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效率还不尽如人意。为此,需要改善当事人、法院、社会三方面的诉讼能力,提高司法效率。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纠纷的主要类型及纠纷解决

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这一进程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因其对旧有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冲击而带来新的纠纷。归纳起来有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群体性事件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等,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农民脱离土地而环境改变、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漠视农民利益以及农民本身法律意识淡薄等。要解决新形势下农村纠纷,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如重视习惯法、加强法律宣传、提供优良服务、加强基层组织的作用等。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模式更有利于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论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调解的制度构建

行政调解在解决新时期农村纠纷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目前行政调解的机构、人员、基本原则、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等方面均存在缺失。为此,从健全机构、提高人员业务素质、明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完善程序、赋予调解协议相应效力等方面提出了行政调解制度构建的具体设想。

论农村纠纷诉讼的研究维度

学界对于诉讼这种农村纠纷的解决手段的评价普遍较为消极,但笔者认为要作出真正客观的评价,分析的维度非常重要。应在完成对诉讼维度下的农村纠纷和农村纠纷维度下的诉讼的考察,具体地分析农村纠纷的类型与诉讼效能发挥的关系,农村纠纷的可诉性趋势,农村诉讼的乡村土壤,农村诉讼中的农民,农村诉讼的新特点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对当前的农村纠纷诉讼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位,而这个定位是今后研究诉讼解决农村纠纷的有效性的逻辑起点。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析——以ADR为视角

ADR是对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其对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缓解法院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以ADR为视角,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组织管理、完善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来构建ADR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纠纷,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自治视野中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本有的乡土性质逐渐消减,村民之间的陌生化程度日益增强。与此相应,农村社会的纠纷类型及其解纷机制的变迁和重组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比较而言,加强农村社会的自治性组织发展,发挥其预防和化解纠纷的功能,是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重构的关键前提。具体措施包括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的培育,以村委会为中心的自治性组织的建设,以及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具体方式的选择等。

人民调解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分析——基于安徽省巢湖市的实证研究

2005-2009年,巢湖市人民调解组织处理农村民间纠纷的总量有明显的下降,但人民调解在农村解决纠纷的功能没有降低。人民调解解决农村纠纷的成功率与履行率都在90%以上。群众对人民调解组织的信任度也比较高,巢湖市人民调解解决农村纠纷的功能日渐增强。尽管如此,当前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的经费问题、独立性问题、调解员的中立性问题、工作领域过宽等问题还制约着人民调解功能的更好发挥。

论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以宗族调解为主的传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与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差异。通过比较转型期农村社会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具体方式——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可以看出它们各有优劣,但在运作过程中却不相协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法治与自治的关系出发,一方面,实现诉讼方式与非诉讼方式的协调统一,必须要处理好法治与自治中司法权与当事人自治权的关系;另一方面,要使非诉方式在法治框架内得以有效运行,要尽量协调好法治与民间自治相对应主要依据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